我虽然也关心这股潮流，不过就因为爱政治上遭遇失败，就转而投向有机农法，或是成为嬉皮士，这种做法根本就如同丧家犬，所以我都尽量与这群人保持距离。

如果要搭讪女孩子，我通常都是聊政治。“越南现在发生的事，你的看法如何？”一问之下，对方就会回答：“我觉得战争是不对的事。”然后，我就约对方一起去示威游行：“我赞成你的看法，我们明天一起去游行吧！”游行时，则体贴地保护女孩子，让她尽量站在队伍中间，不要被警方的机动队打到。

虽然学长是男的，现在想想，当时对他真的就是爱慕的感觉。学长的五官明显，长相英俊，侧面看起来很帅。学长当然也很喜欢音乐，在合唱团里担任指挥。他读的是自然组，强项是数学。由于喜欢这位学长的缘故，社团活动还是很快乐的。

这绝对不是什么容易的抉择。然而，我心里的某个部分深信，只要跨越过某些难关，就能到达不同的境界。一直以来，似乎在关键的时刻，我大概都是选择困难的道路。

我和武满老师都非常喜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唯有一点，我们两人都看不过去。小津的电影虽然很棒，配乐却是糟糕透顶。于是，我们两人发出豪语，总有一天要一起将小津电影的配乐全部重作。我、大卫、武满老师三人谈论着要创作什么样的音乐，愈谈愈起劲。在这之后，武满老师生了病，结果那次在伦敦的聚餐，就是我与武满老师最后一次见面。那次聚餐时，我有事要先离开，武满老师送我到餐厅外头，精神奕奕地与我挥手道别。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当时的身影。 散发传单的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印象中的武满老师，是与这段回忆一同留存在我...

我升上初中的那一年是1964年，也就是东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我虽然就读家里附近的区立初中，不过这里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小学，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我的同学，于是我逢人就问：“你知道披头士吗？”知道披头士的同学就归类到好友；不知道的人，就不用太过理会。认识这个乐队的刚好有四五个人，我们会拿着扫把，模仿起披头士。那段日子里，我也开始留起了头发。 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小孩的人数还很多，一个班级大概有五十五人左右。在人数如此多的班级里，知道披头士的却仅有四五人而已。班上大多数同学听到披...

无论是高中时期认识、让我深受感动的John Cage，或是我现场听过的Terry Riley, Steve Reich, Philip Glass，还有La Monte Young，知道这些作曲家的朋友，音乐学院一个都没有，反倒是美术学院的那群朋友还能够和我聊得上话。美术学院的学生读遍了《美术手贴》之类的刊物，不仅知道Andy Warhol，白南准等艺术大师，对于同时代的前卫艺术也相当清楚，而且通常也会因此延伸认识Reich等作曲家的音乐。因此，自然而然地，我就完全融入美术学院的学生当中。

这段期间，我也开始与Alva Noto, Christian Fennesz等人合作专辑，他们都是年纪小我一轮以上的年亲人，带给我非常正面的刺激。我成长过程中听过的现代音乐，好比施托克豪森、泽纳斯基等人的作品，在他们的音乐中全都融合为一股源流。而且，他们的音乐定位是通过CD形式流通的一种流行音乐，而不是专门写给少数乐迷的现代音乐。我很高兴彼此之间宛如有着共同的精神源头，而且我的旧有思考模式仿佛也因为他们有了新的触发，不再认为创作流行音乐就得将前卫音乐的某些元素封印起来，于是，我的音乐发展方向似乎变得更为开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