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在在被归辖于漂浮、杂遝，六洋四土的半调子。与之相行的是香港同样被看成是一个诞生传奇与惊色的地域。“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洒它的热情和音乐。”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她《香港情与爱》的开头如是写。 香港的历史便是香港的罗曼史。而在所有的香港想象中，又有什么比虚构叙事更能托出香港情与爱的征兆?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到王安忆的《香港情与爱》，香港不但是爱的背景，更是前提。仿佛惟有召唤香港，爱的传奇，或传奇的失落，才得以展开。只是在黄碧云这里，传奇降落，停在尴尬的境地。 黄碧云，她不是女子，倒像是一个闯荡一生的男人在总结自己。多数的年轻的女作家敏感细腻，浪漫情怀，玫瑰色的世界，充满爱情和生存的喜悦。而黄碧云感兴趣的不是那个只有爱情和生命的世界。 在《温柔与暴烈》中，她几乎每一篇都在探寻生和死、爱与恨之间的某种临界点，她总是把笔下的人物推向这样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去观察生和死、爱与恨之间互相逼近、互相过渡、互相纠缠时的种种表现形式。她从不大惊小怪，从不悲天悯人，再怎样的温柔和暴烈，也都用的是平静的、但却相当狞厉的叙述笔调。在这一点上黄碧云倒有些像当年的海明威老人。海明威的《印第安营地》写一个医生为印第安女人接生，她那个因受伤而躺在上铺的丈夫，因为受不了女人的惨叫而自杀。然而不管是叙述人尼克，还是他做医生的父亲，都是那么平静如常。一个人生了，一个人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只是黄碧云并不仅仅去表达一种感受而己。在《失城》中，陈路远杀死了妻子和四个小孩，领邻居进门当见证时是这样说话的:“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而送邻居出门时又是这样说话的:“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这不是印第安男人忍受不了孩子暴烈的出生而自杀的那种平静。那个印第安人毕竟和小尼克没有什么感情上、亲缘上的关系。这是一香港男人忍受不了妻儿之存在而将她们杀死的平静。并且不仅是平静，客厅里的镭射唱机正传来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的音乐，而进门的陈路远更是“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他是在进入一种美和宗教的情感极致状态中杀死自己的妻儿的。毫无疑问，这个生死爱恨的临界，黄碧云为之痴迷。 黄碧云的小说总会出现一种带着温情的冷眼，乍读则觉察不出温情在何处，好似尽处是话凄清的悲凉境地，可是把她前前后后的作品串起来，却是能看出一个作家本性中的温度。视之如狞亦不过是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节，把暖色格打到最底，是一种反片的效果。用“玄”字来概括很贴切，“玄”字可解为暗涌之上一点帆，而黄碧云并没有去着力写这“帆”，也没有写这种暗潮涌动，她写的泰半就是那条似有似无的天际线，人只有永远的靠近它，却总抵达不到，她就是要写这安稳宁静、冷酷无情，别的留给外人去想，去想远行漂流而好，去想骚潮奇袭也罢，在在是可以容易办到的事，她只是做她该做的，旁的不为的一概不为。 近来黄碧云出了最新的小说集《血卡门》，这种操之如玄的风格有了更为显朗的朝向。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幻灭总是与舞蹈相违背的。我说并且想念着你的时候。想念的时候总是飞扬。幻灭是那么的一直沉。一直沉，你无法动弹，无法提起。那一双脚，那么重，大得不得了，鞋子无论如何穿不上去。我坐着就知道自己不能再跳了。”这和台湾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的开头有异曲同工之点，她是这样说的：“这是颓废的年代，这是预言的年代。我与它牢牢的绑在一起，沉到最低，最底了。”从行文开白处，便要我们跟着一同沉入下去，用一种类似诵经一般的心态去监视可能的吉光片羽，或许一无所获，这样的小说操守，大概是一种等待有缘之人的静穆。难怪黄碧云的小说总是卖不好，不过两千本尔尔，而她一直写，这个数目却总是不升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