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未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各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本书记载了有关罗马帝国最初的12个元首的生平事迹。其中包括朱里乌斯传、奥古斯都传、提比略传、卡里古拉传、克劳狄传、尼禄传、伽尔巴传、奥托传、提图斯传和图密善传等。本书提供了有关罗马帝国丰富的史料，并包括帝王们的日常政治活动、私人生活、奇闻轶事等。

《封建社会(套装上下册)》是研究封建社会的一部综合性巨著，它包括了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等诸多结构。他明确地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类型（a type of society），并把它和日本的封建社会相比较，所以说他研究的是封建社会形态也是可以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社会形态学说）。书中大量论述的是西欧的封建君臣关系、封土制、封建贵族等级等政治内容。

《历史》全书可以明显地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只是以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为骨架，服它来贯串许多同正文关系不大的传说、故事、地理、人种志方面的记述等等（其中有关埃及的部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书），后半部才开始叙述战争本身，而插笔叙述退居次要地位。总的看来，不少材料是硬凑到一起的。 《历史》传世钞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时的。全书传统分为九卷，每卷各冠以一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后世又把它称为《缪司书》。这种分法大概出自后来编订些书的亚力山大里亚学者之手，未必是原书的本来面貌。 译者介绍些书的目的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故在注释方面力避烦琐，而以简要为原则，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本书所述历史事件都是公元前的事，为了简明起见，译注中年份都不再注明“公元前”了。

该书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的一部享誉世界的历史理论名著，作者在书中对“历史”从各个侧面进行了剖析，广征博引，提纲挈领，提出了“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的著名命题。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第八卷，以补公元前51至52年的空缺。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