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的跨学科研究。在本书中，卡恩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并不是社会契约，而是牺牲。自由主义向来依赖的社会契约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全面核毁灭的威胁之下现代政治生活却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现代状态，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任何政治社群，即使是自由主义的，也都是通过信仰、爱与认同而凝聚起来的。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文化理论、宪法学、宗教与文学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的资源，推进了政治理论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中，本书都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自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之后，对于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深层结构，就未曾出现过如此富有雄心的全盘省察。 卡恩指出：只有从自由主义式的理性与利益的范畴，转向犹太—基督教式的爱的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现代性的自我。爱是客观意义世界的基石，政治社群就是这种意义世界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些洞见出发，卡恩重新解读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并对美国自由主义谱系作出了梳理，还通过对浪漫与色情的探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意志理论，从而将政治理论重新奠基于牺牲的可能性之上。 20世纪的政治既包含着法治的进步，也目睹了国家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借助牺牲的视角进行考察，我们才能理解20世纪政治的特征。另外，本书涉及当今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冲突。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以战争去回应“9·11”事件，以及为什么绝大多数欧洲人至今不愿像美国人那样追求一种充满暴力的牺牲政治。卡恩向我们揭示出：美国仍然维持着活跃的现代政治，而欧洲则正在步入一种放弃了牺牲理念的后现代政治。

社会主义是贯穿于20世纪民主政治的一个活跃的理想。即使那些反对它的人也都意识到了它的潜力。但社会主义的涵义仍是晦暗不明的，而由政治哲学家提出的用以解释它的现有理论也未能把握住通常人们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方式。《社会正义原则》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戴维·米勒指出必须在语境中理解正义诸原则，每一原则都在不同形式的人类结合体中得到认同。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政治理论也必定是复杂的。《社会正义原则》所展现的正义理论和大多数其他晚近的由政治哲学发展而来的观点不同，除了对流行的观点更为敏锐以外，它更加密切地关注到正义原则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一关注的焦点赋予理论较少的抽象性。我相信，它也提高了理论的政治相关性。我也很敏锐地感觉到，在这写这本收书的过程中，在政治哲学家们，特别是那些我们称作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辩护的社会正义观与适宜于向当今的自由主义社会提出的政策变革的类型之间的巨大鸿沟。当然，社会正义常常是而且必须常常是一个批判性的观念，一个向我们提出以更大程度的公平的名义变革我们的制度和实践的挑战的观念，但它并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乌托邦。

西方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历程。自从古希腊世界建立了“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观念之后，自由与法治的原则便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为西方政治领域最具特色的信念。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西方法治思想的起源 第二章 基督教会的兴起 第三章 世俗化的危机 第四章 公意的问题 第五章 中产阶级的觉醒 第六章 自由宪政主义的出现 第七章 保守主义的反动 第八章 城市无产阶级的觉醒 第九章 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问题 第十一章 独裁的问题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展望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was the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y Isaiah Berlin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October 31, 1958. It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a 57-page pamphlet b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It also app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Berlin's papers entitled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969) and was more recently reissued in a collection entitled simply Liberty (2002). Berlin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forms or concepts of liberty – negative liberty and positive liberty – and argued that the latter concept has often been used to cover up abuse, leading to the curtailment of people's negative liberties "for their own good". Berlin believed that positive liberty nearly always gave rise to the abuse of power. For when a political leadership believes that they hold the philosophical key to a better future, this sublime end can be used to justify drastic and brutal means. Berlin saw the vanguard elit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dangers of 'positive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can be seen as especially salient during the Cold War, where revolutionary sentiment was rife. Berlin believed that a more precautious principle was needed, and that was 'negative liberty', where individuals are protected against radical or revolutionary messages, and thus have little grand or existential freedom but are granted the more 'internal' liberty to pursue recreational and consumer interests.

该书是对19世纪英国半威权半自由社会政党变迁和自由路径的精微分析:“过去,自由主义的功能在于对国王的皇权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