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孙的代表作，书中作者提出了要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本书于 1920年代由何炳松译成中文，何氏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硅”。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本书是法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拉迪里的一本代表性著作。 本书综合了社会学、人口学、医学、计量史学的诸多学科的方法，从中世纪法国人口的变化入手，成功地再现了中世纪至近代法国农村社会的重要景象。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相结合，从而使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更清晰。 作者在本书中所作的贡献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震动，在中国同样也得到大师的认同。他的另一本著作《蒙塔尤》被公认为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本书的出版，可作我国史学界的重要借鉴。 目录 中译本前言 第一章 静止的历史 第二章 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 第三章 扎绳：魔法阉割 第四章 16世纪的法国农民 第五章 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简单的技术与乡间传说 第六章 凡尔赛一瞥：1709年路易十四的宫廷 第七章 聚焦鲁埃尔格——纪念雅尼纳·费尔德-雷库拉 第八章 社会为类学家布雷顿的雷蒂夫：18世纪的勃艮第乡村 第九章 危机与历史学家 英文版译者注 小辞典

何谓环境史？它是一种立足于研究不同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理解人类所处、所做与所思的历史。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J. 唐纳德•休斯对环境史所思考的问题、其研究角度与从业者做了全面深入的介绍。他着眼于全球，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形态各异的环境史整合在一起，并揭示了它们各自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与趋势。对这一学科已有深入思考的人能够从本书中获得新的视角；对初学者来说，这本书能为将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多角度的启发，是一本无可替代的入门教材。 －－－ 如果想理解环境史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议题以及撰述方法，那么，这本书将以涵盖全球的广阔视野、深入浅出的学术探索以及对前沿成果的良好把握，当之无愧地成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向导。—— J. R. McNeill，乔治敦大学 《什么是环境史》是对历史学界一门最重要，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的权威性概览。它由一位古典学学者撰写，以全球的视野，从容地对古代、中世纪以及当代的环境史进行了考察。对学者们来说，这是一份出色的学术发展水平报告，而学生也可将其用作绝佳的入门指南。—— Sverker Sörlin，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研究所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精湛的批评。所谓的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协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进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经典”形式的文化史（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遭受质疑以来，文化史领域新见迭出，在研究对象、主题、视角、方法乃至研究者本身等方面都日益多样化。 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文化史的风景》中撷取了若干独具特色的研究主题——如社会记忆的历史、梦的历史、心态史，甚至玩笑和姿态的历史——进行细致描绘之余，对文化史的传统、问题、潜力与趋势也做出了总体的反思。他认为，尽管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但“经典”形式之后尚未出现新的“正统”，文化史研究门派繁多，呈现出一幅“众声喧哗”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