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导读》从来没有历史学家像汤因比这样“不务正业”，从来没有历史学著作像《历史研究》这样广受追捧又备受争议。在大家都关心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他早早就放弃了国家本位主义，转向考察人类文明的兴衰。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许冠三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移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全心投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讨，揭示“多元史络分析法”的治史新途径，在史学界独树一帜。长达四十四万言的《新史学九十年》，则是其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详析“新史学”名家的成败得失，运思深微，立论公允，为近年同类论著所少见。 许冠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

刘师培，字申叔，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本书共选编了刘师培的史学论著67篇，基本上反映了刘师培的史学研究成果。刘师培以西方进货论为思想武器，并与中国的经学、小学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特点，表现了当时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进步倾向。此外，刘师培还继承家学，于《左传》研究，颇有心得。本书对读者了解刘师培的史学研究成果、了解清末民初史学研究状况颇有助益。本书编者还对刘氏论著重新加以标点。分段，以便阅读。 目录 前言 黄帝纪年说 万国历史汇编序 陈去病清秘史序 古学出于史官论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读左札记 读书随笔 儒林、文苑、道学分传之由 景教源流 古代以黄色为重 析支即鲜卑 游牧之制至三代犹存 西域道路古今不同 西藏族正名 西周强大所由来 王季无迁周事 太康失邦非避羿乱 稷契非帝喾子 夙沙即肃慎 汉人名之称所自来 史记用古文尚书考略 孔子生卒年月 既生霸既死霸 哉生霸 周末学术史序 国学发微 南北学派不同论 谶纬论 古学起原论 颜李二先生传 古学出于官守论 编辑乡土志序例 春秋时代地方行政考 论孔子无改制之事 汉代古文学辨诬 答章太炎论左传书 古代镂金学发微 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 中国古用石器考 近儒学术统系论 氏姓学发微 清儒得失论 政治名词起原考 古代要服荒服建国考 春秋时代官制考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 崔述传 鲍生学术发微 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 司马迁左传义序例 司马迁述周易考 辽史地理考 秦四十郡考 辽史部族表书后 金史地理志书后 穆传补释自序 穆王西征年月考 六经残于秦火考 古春秋记事成法考 孔子作春秋说 春秋三传先后考 左氏不传春秋辨 周季诸子述左传考 左氏学行于西汉考 元太祖征西域年月考 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 方伯考 王畿考 王畿田制考 附录刘师培著作系年目录 文章及专着 诗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精湛的批评。所谓的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协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进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几乎涉及了中国数千年来职官制度的所有主要内容。从各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到行政机构设置，再到具体官职的设立，均详加叙说，并以朝代之序为线索，逐一梳理其发展脉络，层次分明，线索清晰。征引古今典籍百余种，翔实全面，事例丰富，并将其融会贯通，得出自己观察与思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