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勝利的巔峰　到避守台灣的谷底 蔣中正如何失去大陸？ 蔣中正日記首度摘註出版　郝柏村歷時四年親自筆錄註釋 身為全中國最高政治、軍事、政黨領袖的蔣中正 用8年時間、無數軍民血淚換來抗戰勝利 卻在5年內失去大陸政權民心 這是蔣中正一生的最痛 更是千秋歷史中的無盡喟嘆 郝柏村 當代最具資格人物 以屆92歲高齡 歷時四年 親筆摘錄註釋1945-1949的蔣中正日記 不為尊者諱 不為親者諱 對蔣中正功過成敗 並列直書 讓蔣中正以日記為他自己一生中最關鍵的成敗 留下讓後人公評的依據 ●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歷史 2006年美國胡佛研究所首度公開蔣中正日記，資料雄偉完整，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重大歷史事件，指引了方向與途徑。唯目前僅對學者研究優先開放，且限當地閱讀，不能攜出與複印。本套書是蔣中正日記公開以來首度摘註出版，過程艱辛，彌足珍貴。 ●建國百年，不能不知的關鍵五年 蔣中正日記現存有1917∼1972年（其中1924年遺失）。本套書所錄1945∼1949年日記， 實為造成今日兩岸分治的重要關鍵年代。其中涵蓋日本投降、國共內戰、國民黨來台等重要事件。本套書特別收錄郝柏村專文，共一萬餘字，論理精闢，為當代研究歷史的學者與讀者，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郝柏村親筆摘註，抹除歷史迷霧 本套日記內文，由郝柏村親手筆錄。他曾任中華民國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並任蔣中正總統侍衛長達六年，以當年見聞及與日記中人物的互動為日記作註，寫作過程歷時四年，逾六十萬字，並附有國共戰略態勢分析地圖，圖文並茂。

翁同穌(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状元，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历官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晚清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有重要活动。1898年6月15日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4年病卒。1909年诏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本书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记叙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据一些学者考证，翁同穌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曾对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内容作过删改。

一部日本兵现场记录的战争风云，全本日记以及与日记所叙事件相证的照片，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记完文字，又拍照片，图文并茂，没有形容，没有感伤，只有进攻，扫荡，杀人，炮火，刺目的冷血三年的日记从未中断，按照相机快门也从未停止，原生态的文与图，日军侵华血腥的铁证，日记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 本日记中的荻岛静夫十分鲜活：他来自日本农村，家里有父母、兄嫂、恋人。他惦念老夫老母的身体，惦念庄稼收成。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交流。他爱好文学，受好电影，爱好艺术，是日本军人中有想法而感性的人物。三年的战争，他每天都在记录，每天都在思考。而他的用心，就是要留一份战争记录吗？他记录的角度十分微观、细腻，是要为战争作一次生动的陈述吗？他的记录是如此血腥又如此冷漠，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吗？而战后的荻岛静夫，他是回到乡村过农耕生活，还是留在城市继续他的艺术追求？他真切体会过，记录过的战争生活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热河日记》主要内容包括：渡江录、旧辽东记、盛京杂识、粟斋笔谈、商楼笔谈、古董录、盛京伽蓝记、山川记略、汛随笔、北镇庙记、姜女庙记、关内程史、冽上画谱、夷齐庙记、滦河泛舟记、射虎石记、虎叱、东庙记、漠北行程录、太学留馆录、还燕道中录、倾盖录、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札什伦布、行在杂录、忘羊录等等。

我们在这部书中强调了现代化主题，因为赫德1863-1866年的日记显示，他在中国这一曲折过程的早期阶段，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远远超过他早先支持诸职我们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曾较为详细地讨论那注定失败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之类的现代化项目。在1863年末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命后，赫德成为他的总税务司前任李泰国所永远无法做到的——清朝中央政府亲密可靠的顾问。结果是，赫德在其漫长生涯的其余岁月，是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 赫德日记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构特别价值的记录。作为一名多国的海关管理的首脑——到1864年，海关夸称其雇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普鲁士，还有中国籍监督及其他低级工作人员——总税务司署在北京外国外交官的清政府中树立了忠庆、廉洁、可靠和高效率的不可动摇的声誉。西方和中国官员同样将他看做他们最亲密的知心人。他从而卷入了中外之间历次发生重要的外交问题，以及许多较为次要的争端。赫德作为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其意义因总税务司署参与了广泛的活动而更加扩大，因他既对中国的利益、也对他所认为西方“文明”的积极贡献都抱有同情而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