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时代意识出现之后，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联被深入的发掘和解剖。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为代表的分析理论已经对欧美学术界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在俄国自身对俄国文学的研究，乃至欧美有关俄国的研究中，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几近于无。本书是一部扭转局面的关键之作，它将萨伊德所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引入俄罗斯研究这一领域，专注于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意识。该书尝试表明，在俄国文学中，政权与文学本文之间的联系也是比初看上去要深刻而微妙得多的。这些联系不仅表现在叙事者的语调和评论中，而且也同样表现在对文学形象的刻画和地理空间在读者记忆中的长期印象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他妻子还活了三十七年——这是为了出版作家的文集、普及其文学遗产，为了保护作家的档案资料、创建作家的博物馆而不倦操劳的岁月。在所有这些年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时而顽强工作，时而暂时放开，她一直在完成着一项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任务——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并给后世留下所有她认为需要讲述的关于过世丈夫的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一切。这就是对作家书信的诠释，对自己写给他的信件的注解，对他作品中的事件、人物与现实生活之关联的考证，对自己婚后第一年用速记写成的日记的翻译，最后是撰写《回忆录》，这部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性文献中占据特殊位置的著作。在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作者无可争辩的文学才能，还有她所特有的精细与明晰的智慧。 这份日记在诸多方面有别于《回忆录》。首先——是它的写实性。这是每日的生活事实、思绪、情感与印象的真实记载。它仅仅是写给自己看的，甚至丈夫也无法读懂（日记是用速记写的），因此充满了关于作家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坦诚记述。鲜活的，不假思索的，经常是年轻妻子的不成熟的议论，甚至是丈夫的、她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与动机的言行，却比《回忆录》中那些更为有意识的、客观的，同时也就更带有选择性的言论与行为更能引导我们接近他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目。这样一来，日记的文本本身更重要——有助于认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掌握他1867年每天的生活与创作活动的细节。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使我们有可能对《回忆录》进行比较分析，以查明其作为文献资料的意义。 ——俄文版编者С.В.日托米尔斯卡娅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脖子上的安娜》是该套文库的其中之一，愿能带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茨威格、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发端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几处影响的痕迹。例如他此时深受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家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的影响。Fyodorov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过向耶稣对先辈的过错进行弥补达到救赎与重生，从而达到天下大同” 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将这场弑父案表现为未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必然遭致的结果。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为举止荒唐的父亲赎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气对父亲的死推波助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不统一的体现。 宗教与哲学虽深刻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命运。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 离开了人世，这也打断了小说的进度。陀斯妥思耶夫斯基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儿子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这份心痛也被揉和进了小说中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 与他的儿子伊柳沙 的故事中。

本书主要依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创作笔记、文论和文学书信的研读，探讨这位小说家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发展的轨迹。在回顾重要的陀氏评论的同时，以小说原著的文本分析为主线，阐述了陀氏提出的“理想主义”、“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和“完整的现实主义”等等的内涵和艺术特色。本书还论述了陀氏在艺术探新中同欧美及俄罗斯名家(如雨果、爱伦·坡、普希金、果戈理)进行的文艺创作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