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旨为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原因，分析这种思想的表现及其对清韩关系的影响，阐明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利用之以建立其政权的正统性，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作出全面的榫和重新解释。为此作者研读了中、韩和日本的几乎所有相关文献，穷十余年之功，撰写了这部被相关专家誉为具有震撼性的著作，持论公正，述事理性客观而有深度。应当说，这是近年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朝（1368-1644）是一个商业扩张、文化革新的时代，它因此也形成了延续至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本卓尔不群的著作中，一位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重新省视了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之前学术界总是强调国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不同，作者认为，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学术反思之作，相信能使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及青年们有所获益。 国家在明代的发展是超前的，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家形成却是断断续续的、不平衡的；中国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特征，要求我们有一种相对的观点，因为即使过程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国家超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力量限制国家发展为绝对权威的顽强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没能建立起能够迫使国家重新协定其权威的社团结构。 ——卜正民

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有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等要素，展现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活动中充满着野心与阴谋，寄托着海上男儿的梦想与哀愁。但是我既不认为倭寇的世界是浪漫的世界，也不能赞同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这一常识性的见解。本书的想法是与其说是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说是从尽可能高的观点来考察倭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 ——田中健夫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乃纪传体历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等四部分。纪事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历三十七年止，其数十年间，虽偏隅一方，苟延残喘，然而人事错综，琐碎芜杂，千头万绪，历代治南明史者皆感其难，究其脉络，盖非易事；而钱海岳先生毕四十余年之精力，参阅3400余种图书文献，钩稽爬梳，细为条理，大凡政治、经济、人物、战争等等，事无巨细，一概收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钱海岳（1901—1968），江苏无锡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编纂南明史料，40年代完成了百卷《南明史稿》的初稿。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就是柳亚子先生依照这个初稿抄录的。此后，钱海岳对初稿又进行了增删，增至120卷。1968年“文革”期间钱海岳遭受迫害而死，《南明史稿》也不知下落。钱海岳在生前是否将120卷本《南明史稿》完成，便成了一个谜。1971年，顾颉刚在《整理国史计划书》中提到该书时推测，它或许存于无锡或南京。钱海岳的后人也在四处寻访这部书稿的下落，竟奇迹般地发现了《南明史稿》的前96卷定稿和后24卷草稿，恰为120卷。遗憾的是，与前96卷的工整楷书相比，后24卷字迹潦草不堪，其中很多是用作者自己才看懂的字体写成的，文中夹杂的很多小条亦不知如何续接。尽管如此，由于钱海岳生前收藏装满一整卡车的南明史料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这部350万字的手稿中引用的3400余种史料，有些仅由这部《南明史稿》而得以保存，仅此便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由于点校方面的原因，该书始终未能出版。

《明代特务政治》始作于1945年春，完成于1948年末，其写作初衷是借历史研究来影射当时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黑暗统治。因其研究深入严谨，信而有征，因而此书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50年，此书由中外出版社出版后，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明代政治的重要参考书。 《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从各个角度详细介绍和评述了明代的特务统治，包括特务机关的设置以及他们对政治的控制、对经济的搜刮、对军事的监督、对官员的侦辑与残杀，等等，直至特务的内部矛盾以致朱明王朝的覆亡。

《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是樊树志先生治史阅世五十余年后，对有明一代著名文人生命历程的研究力作，不仅资料详实，笔触细腻，而且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是一部极具可读性和思想深度的大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