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是贻害无穷的，全球各地大多数人也这么看。美军入侵伊拉克便是布什主义的第一次实践应用，结果却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过敏反应。这样说倒不是由于有什么人要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辩护，而是由于美国人既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能证明萨达姆和“9．11”事件之间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能证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然一意孤行侵略了伊拉克。 　　今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观念上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美国以外的国家认为美国滥用了其在世界上占据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国内的舆论界却由于某种程度的诱导作用，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显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只是在入侵伊拉克的后果显示出来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他们受到了误导。 　　在我看来，布什当局有意利用“9．11”事件，执行美国民众原本无法容忍的政策。我要说，布什政府的美国霸权梦想既难以实现，又和美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原则相互矛盾。霸权梦想威胁着我们的价值观和安全感。同时也威胁着整个世界，因为美国实在太强大了。 　　美国在当今的世界上占据了首要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都无法取代这种地位。美国只会因为犯了错误，才可能丧失霸主地位。如今，美国正在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掌握在一群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他们处事方式上的刚愎自用密切结合。由于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极端主义分子正在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衰弱，而不是更加强大。 　　上面这些充满硝烟味的文字自然会引起许多人激烈的反对，可是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出现这种言论是情有可原的。如今正值非常时期，因此，我把规劝美国民众在未来的大选中反对布什总统作为我的主要目标。我们被欺骗了。当乔治·W．布什参加2000年的大选时，他允诺的是低调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如今的布什主义。假如布什在2004年大选中落选，他的政策会被当作美国政治史上暂时的异常行为而一笔勾销，美国因而能重新恢复其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相反，假如布什又一次当选，选民们将认可布什的那套政策，那么我们美国人将不得不承担全部后果。然而，仅仅在选票上击败布什总统是不够的。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在世界舞台的角色，以更具有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　　　　　　　　＊　　　　　　　　＊ 　　我个人对布什政府的过激举措的敏感，也许很大程度上要归结到我个人的背景经历。我是一个犹太人，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曾经先后生活在德国和前苏联的统治之下，从小就懂得政治制度是如何对人们的生存产生影响的。当我听到布什总统说“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你就和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边”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警钟的鸣声。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曾经声称：“对那些用失去自由的幻象来恐吓热爱和平的人民的人，我要说，你们的‘策略’只是帮助了恐怖主义分子，因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消融了我们的决心。他们为美国的敌人提供弹药，挑拨了美国人民的朋友。”阿什克罗夫特的话使我内心产生深深的不安。我感到悲哀，因为一般的公众并没有像我一样的警觉。这个地方不是我当初选择为家园的美国。 　　1947年，当我从匈牙利逃亡出来时，我首先来到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在那里我深受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先生的影响，懂得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差异。在金融市场获得成功以后，我创立了促进开放社会发展的基金会网络。作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推行民主的实践家，我感到自己有能力为重新思考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完成这一工作，我要给大家一套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在我的学生时代初具雏形，并且在日后的工作经验中不断得到修订。从很多方面来说，它与我们的流行观念不同。也许我使用的部分术语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诸如开放社会(open society)、反射性(reflexivity)、彻底的可错性(radical fallibility)、创造性谬误(fertile fallacies)、人类未知准则以及盛衰循环的消涨模式过程的不同阶段(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boom-bust process)。因此在附录部分，我对概念框架作了简短的说明。 　　　　　　　　＊　　　　　　　　＊　　　　　　　　＊ 　　我的这本书缘起于先前的拙作《乔治·索罗斯论全球化》。在那本书里，我仔细考察了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IFTIs)，并且对其更加有效的运行提出了建议。那时候，我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反对对市场力量的任何干预——的盛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是攻击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右派力量，而反全球化运动则是攻击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左派力量。我认识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缺陷，并且认为，重新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能够治愈这些缺陷，而损坏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却不能治愈这些缺陷。毫无疑问，我的观点和布什政府的姿态恰恰相反。但是，“9.1l”事件带来了一个机遇：美国上下都开始反省自己，从而改变自己态度的时刻来到了。我不希望白白放弃这个机遇。 　　布什总统把美国和世界领向了另一个方向。他通过“9.1l”事件断言我们具有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我目前主要关心的问题则是“先发制人”方式的滥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已经落到了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生形态为指导，认为生活是以生存为目的而展开的斗争，我们必须以依赖运用暴力为主求得生存。其实这是一种曲解事实的观点：“适者生存”既需要依靠竞争也需要依靠合作。美国追求军事霸权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事实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强调竞争，损害合作。可是布什政府却利用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把全体美国民众都带动起来了。 　　在“9.11”事件以前，错误的意识形态的盛行是被我们美国的民主的正常运行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的。反恐战争一时间平息了评论家的言论，把美国人带到了非常状态。就是在美国人侵略伊拉克的那一刻，我们进入了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的状态(far-from-equilibrium territory)。我发现，追求美国的世界霸权的过程和股票市场上常见的盛衰循环的消涨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泡沫已经破裂了。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我们如何被卷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混乱，以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进行批判性考察；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清楚地勾画有关美国角色的建设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