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泥湖年谱》简介：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长江水利规划设计院的乌泥湖宿舍，这里的十幢小红楼里居住着一群或从海外学成归来、或出自国内名牌学府的水利专家，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为着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而来。他们一个个才高八斗、神采飞扬、温文尔雅、自命不凡，期待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中，他们的性格一点点地消损，他们的豪情一点点地泯灭，他们的良知被逼到灵魂的死角，他们的傲气被扫荡殆尽。不仅他们向往为之献身的三峡工程遥遥无期，他们自己也早已风华不再、心绪黯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他们更是如同惊弓之乌，心惊胆战、无所依傍，只有听凭极左政治的狂风暴雨任意摧残。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对于许多读者并不陌生，例如，苏非聪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划为“右派”，他清高而又脆弱的个性使他无法忍受这不白之冤、飞来横祸，他断然辞职，举家返口农村，娇柔的太太、弱小的女儿和他一起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林嘉禾善良正直、教子有方，但他的“右派”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不被信任，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更令他雪上加霜、百日莫辩。这个诚实单纯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身陷囹圄。党员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皇甫白沙，也未能逃脱“右派”的命运。他的儿子皇甫浩同样因父亲的“问题”不被大学录取，只得到偏僻山区插队。他在劳动中被牛踢伤，因救治不当而死。皇甫白沙曾经对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坏的预料，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当儿子的死讯传来，他痛不欲生，悲愤地想，我是杀死儿子的凶手，当年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主持正义呢？我没有失去良心，却断送了自己的儿子！小说的主要人物丁子恒，一向小心翼翼、谨慎少言，又蒙命运垂青，侥幸通过了一场场劫难，保全了家小，保全了自己。然而在小说结尾的1966年，当他看着绝望的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感觉自己也己经死去。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活着与死去有什么两样？

《名家中篇小说典藏:风景》主要内容：我极其感澈父亲给我的这块血肉并让我永远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听见他们每个人都对着窗下说过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我为我比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安宁而忐忑不安。

昙华林，武昌旧城一个汇聚了历史所有沧桑的地方，单是这个名字，就可以窥见光阴留下的烙痕。而方方，居武汉四十余载后，终于将目光渐渐聚集于此，一长串故事在这个让人无法不感怀的斑驳背景下上演，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春天来到昙华林》，方方最新的一篇小说。读过眼前总掠过一幕幕画面，这画面与《断臂山》片首那撩人心魄的吉它声混合着，冲击着，竟让我一瞬间无法自拔。很相似的创作手法，不动声色地铺陈，象小溪缓缓地流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汹涌却无法安寂。爱，静得有些忧伤，一丝丝沁入骨髓，随生死终完成一生的相陪。爱与生死，两条线，交织着汇集，定格于一场宏大的死亡祭奠。 文章开始就是一个平常却打动人心的画面：春天，老墙上的一茎草芽，炉子的青烟，华林母亲熏出的泪，一个个镜头摇过，平静地掠夺着心底的震颤。而结尾处，同一个场景再次出现，一岁翻过，物是人非，母亲的“泪流得更长”，心底的震撼更巨。但于常人，没有切肤的伤痛，“人一走，记忆也走了，而且一去不返”，“只有春天年年记得来一趟”。 华林生于昙华林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正是昙华林可以让他用镜头代替着语言，用胶卷透视着心灵。嘉诺撒教堂，唇齿间摩擦过，韵味悠长的一个名字，象昙华林一样有着某种异域风情的诱惑。或许正是一个象征，从华丽到废弃，从绚烂到悄无声息，如风雨剥蚀后生死之光影定格。然而，也是昙华林，这个如今“杂乱而肮脏，满目疮痍”的地方，让华林只能在逼仄的空间里成长，只能更为关注的是内心深层的东西。他是瘦小的，一切向内，所以才会如此热爱着摄影，从一个小小的取景框中探视着人生，观察着世界。 相比昙华林，清江是如此地美丽和开阔，土家人豪放的秉性也不足为奇，所以谭华霖是阳光且阳刚，健康而干净的，象正午一览无余的骄阳，光芒万丈。是的，光芒万丈，华林在心里一直用着这个词，所以他心里才会滚过无法自持的激动。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华林在发现自己心中的秘密后，内敛而煎熬，甜蜜又痛楚。一切都是淡淡、徐徐地前进着，从春的明媚到冬的惨淡，按部就班，一一展现。 月夜，清辉泻了一地，朦胧，模糊，悸动，泪流。爱的真相和盘托出，等待的是两尊雕像，静默而迷离。阴影里，注定一切不能成真，惆怅下，一切疼痛变得不堪。这是两个东方人的断臂山，更深沉，更无言。这也并不是断臂山的翻版再现，没了律动，更让人心痛。躲避与退缩，爱终于翻下山坡。 于生死，我们总是畏惧的。华林在幼年时痛丧爷爷时就种下了一个心劫，直到来清江后，遭遇土家人迥然的生死观，才慢慢开始改变。土家人说：“人不是活就是死，只有这两条路。走不通这条就走那条。”所以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所以死亡可以用“跳丧”渲染到极致。说这话时，谭华霖正与华林走在雨夜谭水垭湿滑的小径，“声音大得压过了江水拍岸的涛声”。华林却说：“人是有感情的，就算走另一条路，走了就等于永别，感情上会痛的。” 这是两个民族对于死亡不同的认知和碰撞，我们汉族人总把死亡当作永别，而许多民族会把死亡认定为只是去了另一个相通的世界，所以面对时，我们会把悲伤放大到天黑地暗，而他们会用最原始的姿态热热闹闹地迎接，两种心态，其实影映在生活中也是天地之别。但死终究是令人愀然的，华林死了，谭华霖号哭得惊天动地，他突然明白：“死人并不快活。死人也绝不是从这一界到另一界那样简单。”那么死，究竟是什么？究竟该以怎样的面容相对才算真正的从容？ 跳丧，小说中的高潮，篝火熊熊，鼓点阵阵，歌师的喊唱狂放震心，尖利或粗犷，象刀子一声声刺痛在心里。爱缠结着死亡，在山啸般狂放中渲染到极高处。眼前晃过歌师翕合的嘴唇，谭华林额上的汗滴，华林太师椅上安详的微笑。但我心里翻滚着的其实是华林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一辈子跟着你。 光阴是一去不返绝不重复的，只留清江水缓缓流向远方。爱是让人暖洋洋的东西，即便生死的距离。

《武昌城》叙述的是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小说以两个青年人陈明武和马维甫为主线，讲述战争对老百姓生活的摧毁，以及战争中人的成长、毁灭和重生，讲述一段城墙永久的消失和一段历史永久的定格。与书写乱世人生的其它小说不同，方方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自在状态的世俗烟火，没有以回望的姿态对旧日的时光进行历史的喟叹，相反，小说的叙述平实而冷静，掩藏了历史的价值判断，而充分尊重其模糊性：所有的毁灭中都包含着重生，而所有的重生又都孕育着死亡的因素。因而，《武昌城》的故事反而成了一个浑然自在的天成状态，而所有人对于变故来临而产生的应激反映都只不过是寻常的逻辑，都包含了世代的永恒真理。或许，小说的故事发展和人物逻辑都略显老套，但其记录历史的方式、解读历史的态度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贯穿了历史与现实的潜在规则。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这样一个“蚁族”艰辛奋斗的悲剧故事：山沟里的涂自强是家乡头一个考上大学的贫寒农家子弟，带着村民们盼他“当大官”光宗耀祖的殷切期望，带着乡亲们用零钱帮助凑上的部分学费，他一路徒步打工来到武汉读书。大学四年，涂自强一方面勤工俭学，一方面为节省用度不敢回家。正在他拼命苦读想要考研时候，家乡传来噩耗：涂自强父亲因为村子在上面“没人”，遭遇祖坟被修路破坏的变故，急气而亡；母亲因老屋被暴雪压塌，屋毁受伤急需照料——涂自强只得放弃考研，将母亲接到武汉同住，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他四处奔走谋职，艰难度日，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由于母亲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谋生又历尽艰辛，涂自强积劳成疾，在安顿好母亲之后默默死去。 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