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场》内容简介：人们总在抱怨“这个世界不够真实”，于是便有一批人在繁杂虚妄的世界里努力寻求最真实的画面：枪林弹雨中的战士，废墟弹坑里的百姓；直逼死亡的瞬间，奋力求生的眼神；声势浩大的灾难，排山倒海的难民；政治巨头的风光，残忍冷酷的刺杀；鲜血淋漓的意外，尸横遍野的枪杀；无法抵御的疾病，无助失望的眼泪……当这些真实摆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却失去了接受和直面的勇气。 悲观似乎成了这些照片的主题，尤其是那触目惊心的死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关于死亡的新闻照片开始频繁出现。“坏消息，好新闻”，没有比死亡更坏的消息，没有比死亡更有价值的新闻。于是，死亡以及等待死亡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及周刊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作者将丰富的社区研究传统与经验，带入全国媒体的新闻室当中；借助横跨十年时间、对四家主要电视网与新闻杂志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浓墨重 彩地勾勒出新闻业黄金时期的大事件，以及精英媒体通过微观实践建构国家与社会图景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对于新闻生产的“包罗万象”的解释。三十年来，该书是几代研究媒介社会学的学者的必读之作。

《英语对外新闻报道指南》内容简介：从“中国崩溃论”到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从人权问题到武器进出口，再到贸易纠纷；从3·14拉萨暴力事件再到7·15乌鲁木齐暴力恐怖事件；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无论是被质疑、攻击还是称赞，中国都已经处在世界的放大镜之下，成为颇受关注的国际话题。当今，几乎没有一天中国能够被国际媒体轻松放过。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但是在媒体大战中却常常处于受害者的地位。无论中国的郑重声明还是苦口婆心的解疑释惑，要么常常声音还不够洪亮，要么效果难如人愿。这种情况令中国人感到气愤，更让对外传播从业人员心急如焚。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鸿谷在周刊工作期间的作品选辑出版，首先想到的是祝贺。15年前，当三联书店筹办一份周刊时，曾经吸引了京城新闻界的不少俊杰，可以说是风云际会。总因缘分未到，聚散离合，气象万千，相信年岁稍长的文化人士会有记忆。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方能正常出版运作，名日周刊，实际上只是半月出刊一册。如何组织有特色的新闻性报道，始终是主事者面对的一大难题。 周刊刚刚创办，鸿谷就已经为刊物撰稿了。他在《长江日报》的同事王锋，此时正在周刊工作，鸿谷就被网罗进来。他为周刊写的第一篇稿子，题为《灭顶之灾，不可思议》，讲的是当时湖北一个农民“颅骨自爆”案的讨论，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第4期。以后，他不断为刊物供稿，题材涉及医疗、教育、妇女保护、儿童成长等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到2000年底周刊改版时，他的正式加盟，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再以后，鸿谷的作品就与《三联生活周刊》紧密相连，他也逐渐担负起刊物新闻性报道的策划和组织工作。鸿谷的到来，为周刊新闻报道的加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的创造性劳动，已经融进刊物自身新闻报道标准和风格的塑造。 由于工作关系，我可以在第一时间阅读鸿谷的作品。它们常常使我惊喜。构思一个视角独到的故事，以绵密的逻辑和平实的白描文字娓娓道来，是鸿谷新闻写作的特征。隐藏其后的，则是艰辛的采访和完备的案头资料工作，以及对立意和切入点的深入开掘。

本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以此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作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读物为广大学者所推崇。

《做新闻》作者盖伊•塔奇曼，新闻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显然也是此种互为中介和结果的循环往复，其中除了表达、除了交往，同时也共同卷入了对社会世界及其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当人们把新闻看做是有趣和重要的日常事件的真实描述时，就等于肯定并再生产了新闻作为发布真实报道的社会机构的角色（社会运动试图利用新闻发布信息也是在肯定并再生产新闻媒体作为合法机构的角色）；当新闻以日常生活世界所理解的理解，来组织安排每天的新闻生产时，这些被生产出来的新闻，不可避免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和认可，并且作为一种资源，结构性因素，成为社会行动者运用和活动的基础和情境。同时，在资源和规则运用上无法排除权力的因素，其中的一些社会行动者比之另外一些，具有更大的能力制造、设置并再生产社会意义，也就是建构社会现实，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就是比绝大多数组织更有权力设置对环境和现实定义的一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