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 政治 > 世界政治 推薦人：司馬文武／專欄作家 陳雅琳／三立電視台新聞部總編輯 項國寧／聯合晚報社長 杜念中／台灣蘋果日報社長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林照真／資深記者 本書簡介： 過去幾十年來，「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意味著記者運用其如椽之筆，英勇地揭露不公不義、惡行劣跡，以及最重要的──濫用權力。《別對我撒謊》收錄了歷來調查報導的扛鼎之作，表彰幾位最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時值今日，新聞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攻擊，本書的問世意義格外重大。 本書選錄篇章依寫作年代編排，類型涵蓋新聞報導與專論、電視節目底稿與專書節錄，每一篇作品都深入官方緘默之牆的後方，披露令人坐立難安的重大真相。編者約翰．皮爾格也藉本書向他最欽佩的新聞工作者致敬，包括名噪一時的揭密記者（挖掘越南美萊大屠殺的西摩．赫許、直探洛克比空難真相的保羅．福特）、勇氣十足的親身見證者（廣島原爆之後第一位趕到當地的西方記者韋佛瑞德．柏契特、一九九○年代定居加薩走廊進行報導的阿米拉．哈絲），以及另闢蹊徑的新聞工作者（德國變身臥底記者根特．華萊夫、戳穿美國殯葬業真面目的潔西卡．密特佛）。 《別對我撒謊》涵蓋過去五十年來意義重大的事件、醜聞與抗爭。從瑪莎．葛爾紅筆下在一九四五年解放後的納粹死亡集中營達豪，到二○○三年美軍入侵伊拉克之後的血腥殺戮。一路走來，讀者將深入理解不公不義如何蹂躪越南、柬埔寨、東帝汶與巴勒斯坦等地的人民。 皮爾格為每一篇報導做了詳盡的導讀，針對作者提出個人的獨到見解。同時皮爾格也為全書寫了一篇緒論，他大聲疾呼：本書全力表彰的調查報導，正面臨諸般惡勢力從新聞界發動的顛覆威脅，這些惡勢力正是調查報導要口誅筆伐的敵人。 綜而觀之，本書藉由當代最頂尖記者的精彩報導，鋪陳出一部跨越世紀的「祕史」，號召全球各地的新聞工作者：此時再不奮起，更待何時！ 推薦序一 專文推薦 催生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 林照真／資深記者 從閱讀這本書的第一個字開始，心中想要改革新聞的焦噪心情，又再度被挑動了起來。 「調查報導」的新聞理念，是本書想要傳達的中心思想。這個名辭在台灣看似熟悉、甚至遭到部分媒體濫用，但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其實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台灣新聞界因為缺乏對「調查報導」的正確認知，使得主動求真的行動力打了折扣；因為調查報導的缺席，新聞成了市場的俘虜，也因此失去感動人的力量。 然而，透過本書編者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的努力，「調查報導」一辭因為幾位記者的具體實踐而鮮活了起來。他們的報導首先使自己的新聞生涯變得不同，這股新聞震撼更衝破國界限制，豐富了近代歷史的書寫，也讓新聞記者成為受人尊敬的社會資產。這些調查記者在商業市場中未必具有高知名度，也非高居銷售排行榜，但是他們所創造的不凡記錄，早已超越市場價值的操控。 而這，不正是你我踏入新聞界的第一個理由嗎？是什麼原因讓它受到蒙蔽？為何你我都已不再談論？真的是市場的壓力？還是個人的選擇？抑或我們其實已經發現，調查報導暗喻著記者更多的付出，而你我早已習慣從輕鬆軟性與羶腥八卦的產出中獲得回饋。是世態先炎涼的，是新聞環境先墮落的，怎能怪自己？ 這股「抄捷徑」的致勝理論，讓台灣的新聞品質始終停留在令人汗顏的地步。好作品總是零星出現，嚴肅創作已呈下降趨勢，只見更多的人情趣味與軟性特寫，取代了硬底子新聞與複雜脈絡的梳理。新聞記者只想吸引人來看，卻忘了應同時提供的實質內涵。我們的報導已無能「啟發」（inspire）讀者與觀眾，再多的新聞監督與法規懲罰，也無法扭轉頹勢；再多的新聞獎項、再高的新聞獎金，也不能產生強大的激勵作用。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還是一再受到質疑。 在這點上，我認為新聞圈一定要改變目前的思惟方式，才可能改善當前惡質的新聞品質，而「調查報導」正可以提供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古典新聞傳統中，「調查報導」要求記者要秉持新聞記者的主動性，勇於挖掘有權者刻意隱瞞之事。源於此一精神，本書羅列多篇偉大的調查報導案例，在報導背後，調查記者表達他們追求真實的最高勇氣。這些報導之所以可以流傳於後世，是因為調查記者表現出高標準的新聞渴望，並能承受新聞的激盪與煎熬，終於能發揮新聞的影響力。但為什麼「調查報導」這一類型的新聞會如此重要？皮爾格的看法是：「沒有這樣的新聞，我們對不公不義的覺察將無從表達，更無法掌握反抗不公不義必不可少的資訊。」 本書中一篇篇精彩可期的報導，需要讀者靜下心來閱覽；但我卻像一個貪婪的竊賊，不斷在書稿中來回蒐尋，企圖偷取可以讓台灣新聞界快速「振衰起弊」的良藥偏方。讓我焦慮的是，我們生長的台灣，正值政治民主試煉發芽之際，非常需要稱職的媒體來傳達正確的資訊，以彰顯民主與公義的價值。但眼前令人動容的報導，其實都是西方光榮新聞史的一部分，較難與台灣的新聞脈動接軌。 調查報導正是新聞系統內，實現民主的新聞改革做法，少了調查報導，新聞會變得乏味與了無生氣，報紙也會變得沒有血色。這使我一直相信，追尋「調查報導」的具體實現，必可帶動台灣新聞的改革與發展。許多「調查報導」新聞學的基本概念，幾乎都已散落在本書各個獨立的故事中，我試著從中找出一些案例來說明，希望能帶領讀者進入「調查報導」的新聞世界中。 調查報導所強調的揭露，正是要拆穿有權者刻意隱藏的真相。書中英國《周日泰晤士報》的「洞察」（Insight）調查小組調查鎮靜藥物「沙利竇邁」的真相，花了十年時間為受害者奮戰。「沙利竇邁」在一九五四年問世，卻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全面下架，全球已有約八千名受害兒童誕生，等到重見天日時已是一九七七年。本案因法律限縮了受害者權益的爭取，唯有靠新聞界的努力，才讓本案的兒童獲得遲來的正義。 十年的努力令人瞠目結舌，但許多調查報導之所以能夠發揮揭露的影響力，關鍵正在於記者的努力不懈。他們承受寂寞、可能失敗的感脅、甚至是旁人的恥笑，最後卻終能因發現關鍵事實，而讓事件獲得重大突破。本書中所呈現的新聞案例透露了許多調查記者的工作精神，他們勇於求真，不論是新聞的核心或是細節均同樣認真關照，才讓他們的報導得以突破窠臼。 美國著名的調查記者西摩．赫許（Seymour Hersh）有關越南美萊村的報導，揭露了美軍殘殺越南平民的殘酷事實。但赫許只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並沒有常駐越南的經驗。赫許之所以能夠以局外人的身分挖掘內幕，其實都是來自他個人紮實的調查與研究。美萊村慘案原本只是美聯社的一則不起眼的報導，但因為赫許堅持挖掘更多內幕，才使得新聞的真相得以全盤揭露。 戰爭一直是調查報導的主要靈感之一，誓不兩立的交戰兩方，最容易使得真相混淆，人權的普世價值也受到遮掩，以致更需要新聞記者的揭露。本書提到從一九八二年六月，以色列揮軍入侵黎巴嫩，以軍的入侵行動光是在頭兩個星期，就造成一萬四千名巴勒斯坦人與黎巴嫩人死亡、兩萬人輕重傷，其中絕大部分是平民。多數記者無法突破自己的以色列情結，選擇了沈默；但是羅伯特．費斯克（Robert Fisk）卻一人獨力揭發薩布拉與夏提拉兩座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屠殺的真相。他憑著一己之力，揭穿以色列的道德面紗，成為主持國際正義最後的聲音。他的故事從「蒼蠅洩露天機」開始，說明一個調查報導記者，必須以最冷靜的心情、最動人的文筆，來清楚訴說一個震撼的內幕。 費斯克是英國優秀的戰地記者，他沒有以色列情結；但另一名以色列女記者阿米拉．哈絲，卻能將以巴世仇拋在一旁，為巴勒斯坦人權而努力。哈絲在一九九三年定居加薩走廊（Gaza Strip），連續三年時間，哈絲與加薩的計程車司機、農民、醫生、家庭主婦、運動人士、伊斯蘭教領袖朝夕相處。這塊面積三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的「露天監獄」，住著一百三十七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過著苦不堪言的日子。對大多數以色列人而言，加薩是恐怖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溫床，但是哈絲一心要深入探索。她的書激勵皮爾格拍攝記錄片的靈感，二○○二年，皮爾格打電話給她，當時她正忙著為《國土報》（Ha’aretz）報導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巴勒斯坦人城鎮的封鎖。皮爾格說他們通電話時，哈絲蹲在住所的地板上，周遭槍砲聲此起彼落。她說：「如果我這時出去，以色列軍隊會射殺我。」皮爾格以為她是以色列人，可以較別人安全些。哈絲說：「沒有差別。在這裡，每個人都是槍靶。」 此外，本書提到大部分俄羅斯記者都是以莫斯科的觀點來報導車臣戰役，最可貴的例外就是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她為立場獨立的《新報》（Novaya Gazeta）撰稿，曾經三十九次前往車臣，鍥而不捨地揭發暴行與違反人權事件。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一年一月，波麗特柯芙斯卡雅做了一系列報導，呈現平民受害者如何被車臣叛軍與俄羅斯陸軍兩面夾擊。她寫道：「雙方都是一丘之貉，對於平民沒有絲毫憐憫之心。」 人權的普世價值讓新聞記者在冷酷的戰爭中，願意為跨越國族界線的正義說話，也讓新聞記者成為戰爭中，少數可以公正證實真相的人士。雖然其中仍有相當危險性，也有人質疑新聞記者已經失去客觀中立的立場，但調查記者努力把不為人知的真相報導出來，其實需要更大的智慧與勇氣。誠如英國記者琳達．梅爾文（Linda Melvern）針對一九九四年東非盧安達種族屠殺所做的調查報導，她以自己的採訪經驗揭示：「盧安達悲劇絕不僅只是許多西方人士認定的「種族衝突」，它更是歐洲與美國漠視與犬儒心態導致的惡果。」 哈絲、波麗特柯芙斯卡雅、與梅爾文都是女記者，戰地記者過去被視為是男性的專利，但現在全球女記者的表現已讓人對女性新聞工作者刮目相看。這個現象說明台灣女記者絕不能因性別因素而自我受限，壓縮了新聞突破的空間。 而在戰爭以外，讀者會發現部分調查記者甘冒違反傳統新聞倫理，以揭露不為人知的真相，亦使調查報導出現爭議。書中皮爾格談到印尼在全球化的角色時，不經意談到他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所做的「血汗工廠」調查報導。為了進行這個報導，他偽裝成一個商人，讓人不知道他是一名記者。他提到：「一千餘名大多相當年輕的女工，櫛比鱗次坐在刺眼的日光燈管下方工作，廠房內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只有樓上台灣籍老闆辦公的地方裝設冷氣。」 真是，台灣的形象竟是如此呈現。但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皮爾格以「偽裝」做為調查報導的取材手法。書中的經典案例是德國調查記者根特．華萊夫（Günter Wallraff）所進行的調查報導。華萊夫常偽裝成各種身分，滲透進入企業、政府與媒體，揭露各種貪污腐敗與惡劣行徑。一九七七年時華萊夫曾以假名混入德國小報《圖片報》（Bild-Zeitung）的記者群中，揭露在《圖片報》無所不用其極的煽情報導背後，其實潛藏著許多人的悲劇遭遇。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人下人》（Ganz unten）是華萊夫最著名的作品，他使得德國外籍勞工的苦難成為眾所矚目的政治議題。為了進行這項調查報導，華萊夫偽裝成一名土耳其工人，深入德國非法勞工市場。他說：「你必須先偽裝一番，才能夠深入社會的表相；你必須欺騙與做戲，才能夠發掘真相。」 華萊夫的調查手法必然會引來社會爭議，新聞記者必須靠著欺騙、偽裝、偷拍、偷錄、跟蹤、花錢買消息等手法來進行調查報導，似乎成為新聞記者無可避免的風險與抉擇。在這方面，我並不認同所有的報導都得靠欺瞞手法來完成，甚至我認為這些應是非常態的做法，更不該為促銷報導而採用。但我也相信，當記者已經沒有其他獲得真相的管道時，必須有勇氣採取彈性做法，社會對此也應用其他標準看待。 本書所呈現的調查報導案例均是報紙等平面媒體的「調查報導」題材，它呈現了多位偉大調查記者的精神，與多份偉大的報紙如何以報社力量推動這股新聞力量。像是英國《周日泰晤士報》、《衛報》；南非的《自由周報》；澳洲的《國家時報》、俄羅斯的《新報》等等。雖然這些媒體或許很難在新聞商品化的今日維繫昔日榮耀，例如已經被梅鐸買下的《周日泰晤士報》，已經難有昔日的新聞堅持了。但是，這些歷史記錄都已寫成西方的新聞傳統，讓年輕的記者能夠瞻仰典範，不會覺得孤獨。 回頭看看我們台灣，傳統的空白，是我們發展調查報導的一大遺憾。我們沒有矢志為調查報導努力的報紙，也就失去培養更多獨立調查記者的機會。媒體已陷入新聞八卦與口水戰的漩渦中，新聞失去了探究的本質，以致在書寫精彩的調查報導歷史時，依然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時至今日，追求新聞獨立的處境比數十年前更艱難，但台灣新聞界如果繼續停留在紙上談兵、「何各言爾志」的書生心態，只會徒留更多遺憾。 我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年，這幾年來一直把「調查報導」做為我實踐與研究的目標之一。在台灣，會這樣思考的人恐怕是還是少數，我想這也是我為何受邀寫序的原因。身為一個資深新聞工作者，除了要求自己實踐「調查報導」應有的理念外，我仍要不斷呼籲台灣各大主流媒體，應盡力克服困難，成立「調查報導」團隊，以強化報導的深度、廣度，進而提升新聞的視野境界。同時我也建議新聞學者與媒體監督組織，應將媒體是否成立相關調查團隊，做為評鑑媒體的指標之一。 但這個建議始終缺乏「領航者」。因而，藉著本書出版之餘，我誠摯建議「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能在目前的眾多參賽獎項中，嚴肅思考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的可能性。在美國與西方國家，早有「調查報導」獎項的出現，多年來更是新聞界最重視的一個大獎，也造就不少優秀的調查記者與調查報導作品，均能激勵媒體展現監督與揭露等應有的社會責任。依我的想法，如果台灣能夠以具體獎項鼓勵這類型新聞作品的誕生，必能逐步培養出調查報導的幼苗。這份工作若能達成，應是出版本書更高精神的展現。 多年前，我曾在報紙上提到：「現在當記者，已經沒什麼好驕傲的了。」這些灰心落寞的心情，很快找到相互取暖的同志伙伴。但這並不是我的初衷，我更希望台灣的新聞記者能夠逆勢而為，將「調查報導」視為努力達到的新目標。因為，調查報導是一種新聞價值，也是一種民主價值，新聞記者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實現這些價值，新聞工作才能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 感謝這本書與全世界調查記者的努力，他們豐富了我的新聞體驗；但我最渴望的是，這股新聞精神能夠擴散，並在我們摯愛的台灣土地上發芽、傳承，讓台灣新聞的生命力，出現不同的面貌。 此刻，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絕對是個令人期待的歷史性嘗試。

该书是一本针对当前经济条件下，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程度的广告推广效益的经管图书。本书作者是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媒体人，一反其他经管图书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的传统思路，从媒体角度出发，发掘企业在媒体营销中应当注意的原则，极具启发性。

When Marshall McLuhan first coined the phrases global village and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in 1964, no-one could have predicted today's information-dependent planet. No-one, that is, except for a handful of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and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was written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PC revolution and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Yet McLuhan's insights into our engagement with a variety of media led to a complete rethinking of our entire society. He believed that the message of electronic media foretold the end of humanity as it was known. In 1964, this looked like the paranoid babblings of a madman. In our twenty-first century digital world, the madman looks quite sane.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ever written on communication. Ignore its message at your peril.

《凤凰术：凤凰卫视企业文化》详实地记载了凤凰卫视的精神追求、凤凰卫视十年节目制作经验和凤凰卫视的企业文化。凤凰卫视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凤凰现象"。凤凰卫视掀起的"凤凰现象"，创造了电视传媒界的一大奇迹。考察其独特运作的内核，不难看出它在营销、策划、主持以及节目等方面的积极创新，这些正是凤凰卫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本书从时尚报刊、广告等文化现象入手，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其在新闻报刊、广告等传媒领域的表现。作者以敏锐的眼光，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化、知识界论争的阅读视角出发，阐述了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指出消费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主导力量；同时又将时尚报刊、各种广告、媒体事件的文本阅读作为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传媒是怎样介入到当下生活，以及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

虽然“本朝人不写本朝史”，但这本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传媒三十年》在力图寻找一种新的书写方式。 作为一名年轻的传媒评论人和研究者，作者宋守山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采用编年体的叙事结构，系统描述从1978年至2008年上半年这三十年中国传媒界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呈现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传媒业的发展轨迹，为中国的传媒留一份底稿。 但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媒体参与者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传媒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江湖庙堂之间的进退忧伤。在过去30年的风云激荡中，中国传媒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参与其中的同时在以中国传媒人自己特有的责任和风骨，忠实记录时代进程，为历史留下鲜活底稿。《传媒三十年》展现了这些历史底稿的书写过程和期间鲜为人知的底层秘密，揭示了传媒深处的密码。 但中国传媒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绝不仅是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激越与悲情，这期间随着中国社会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的转型，传媒经营也一直让中国的传媒从业者们承载着市场与道义的双重重担。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层出不穷，中国媒体来到又一个全新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如何驾驭新媒体，如何建构全球化时代的媒体矩阵，成为中国媒体人面临的新问题。《传媒三十年》不仅从空间上将不同类型的媒体、记者以及经营策划案例加以介绍，让读者了解重大新闻的来龙去脉和媒体运营方式的变迁。同时也用具体案例增强全书故事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