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作者多年深入乡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在平静的讲述下，乡村中国正在惊心动魄地沦陷。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二伯父死后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 在附录“艰难的‘重返’”中，作者梁鸿首度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当时写作中的困顿。在这篇文章中，梁鸿反思“梁庄”里描述的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个体：“不管乡村的生存条件如何恶劣，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梁鸿探寻“梁庄”写作中的真实限度：“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梁鸿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行动者？还是一个写作者、一个思考者？…… 也许最终所有的叩问都没有答案，但是，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附赠精美小册子《我们能否理解故乡？》，编者选摘了部分重点知名媒体的评论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文章，以便读者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梁庄”。 不曾认识梁庄，或许我们就不曾认识乡村；不曾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中国？乡土中国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

一個塵封多年，終被破譯、還原的甲骨密碼， 開啟了一段占卜當代中國的奇異旅程。 New York Times 今日中國似乎就是為了何偉的寫作而存在的，如若不信，請拜讀《甲骨文》。 時代雜誌 最佳圖書獎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 年度好書 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最佳作品獎 詩人、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者、自殺於文革期間的陳夢家，其故事塵封已久，猶如等待破解的密碼。紐約客記者、著名美國作家何偉深入中國，補綴、還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銅器、政治和謠言糾纏的一生，並藉此再現了和文字有關的隱秘歷史、大千世界，讀起來令人匪夷所思，感慨萬千。何偉不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國有關的歷史、故事和人，他還通過若干次遊走中國的旅程，出入於古代和現代，講述了若干相互交織、充滿了隱喻的故事，並尋找到彼此的內在聯繫，繪製出一幅幅奇異的當代甲骨拼圖。在《尋路中國》一書中，何偉好像是當代馬可波羅，開著吉普車深入中國，在《甲骨文》裡，他則似乎扮演一個西方占卜師，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是何偉自己製作的占卜當代中國的甲骨。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