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作者研究德国哲学最具心得的代表性论著，研究对象包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伽达默尔、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近现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由于他们的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而具有世界意义。作者不是以学院哲学的方式，而是从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出发，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探索并揭示这些思想巨人对时代问题的回答。这样的研究取向亦表明了作者自己的理论关切和时代关切。

本卷分为两篇。第一篇为“分析哲学”，第二篇为“科学哲学”。每篇开始写一个导论，分别介绍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各自的来龙去脉、发展概况和基本特点。然后，各章都按人物进行叙述，以人物为主标题，并在副标题中点出人物的哲学思想的类型和特色。在对人物的生平著作、历史背景和主要思想的述评中，也关注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分类以及相互之间的继承、批判的关系。我们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把按人物写作和按流派写作所具有的优点结合起来。 本卷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抓住实质性的内容，不回避难点，把关键问题和主要思想论述清楚，真正进入到所评述的哲学家本身的思想中去，但也努力以批判的眼光寻求路径，从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走出来。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切实阐明哲学家各自本来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把握20世纪英美哲学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的发展线索。

本书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主旨、独特特征，并且对著名的后现代学者的理论进行了综述。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系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是艰涩难懂的现象学中最为易懂的一部专著。胡塞尔在书中阐述了欧洲科学危机的现实表现及其历史根源；同时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批判了存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力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绝对真的严科学——现象学、为解决其他科学的危机提供坚实的基础。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是在《现代西方哲学》1981年初版、特别是1990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而成的，可以看做是该书的第三版。这次修订的重点是力图进一步摆脱“左”的思想影响，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从整体上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由于这个新的版本在指导思想上与初版和修订本都有所不同，为了与之区分开来，我们将其改名为《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新编》与初版及修订本当然有连续性，但又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目标。初版的主旨是从无到有，初步搭出本学科的理论框架。修订本力图对在“左”的影响下形成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方式多少有些突破，使本学科的研究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新编》除了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评价更加符合实际外，更着力于探讨如何促使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新阶段。《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版本大概可以代表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我个人尚能力图使自己的研究紧跟我国本学科研究的步伐，那么《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三个版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多少体现近20年来我国本学科研究的轨迹。

我们着手编写的是一部预定为四卷本的古代希腊哲学史。编写这样多卷本的断代西方哲学史，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尝试。我们打算怎么写，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必须先简单谈谈我们对哲学史的一些看法。 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开始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部分，在人类认识史特别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就是想将这一部分人类认识的历史写出来。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总的方向说，认识是往前进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从比较不正确到比较正确。但是发展的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在前进过程中往往出现曲折反复倒退。哲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我们写哲学史就是要写哲学认识的这种发展过程。 这点看法本来可以说是哲学史的应有之义，凡是写哲学史的，人绝大多数是将哲学史当作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的。我们现在所以要重申和强调这一点，主张将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看法曾经遭到错误的批判，要以另外一种所谓哲学史的定义来指导研究哲 学史，要将哲学史写成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其实践结果便是将哲学史研究搞成简单化、庸俗化，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习哲学史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反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人类认识是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也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本书将以大量材料说明：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中，开始时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后来逐渐将二者区别开来，但还常有混淆不清的情况。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只有一些残篇；从这些残篇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有些可以说是唯物论的，有些却是唯心论的，并不是前后始终一致的。后来的一些哲学家，特别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影响很大的哲学家，他们留下的著作很多，我们必须从中研究分析他们的思想。本书第二、三卷将以资料表明：柏拉图虽然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唯心论者，但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出过一些重要的唯物论思想，如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腊块说”；亚里士多德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他的著作中有些表现明显的唯物论倾向，有些则表现浓厚的唯心论色彩。对许多哲学家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了事，而是应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将哲学史上的复杂事实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 哲学思想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受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处理。社会上各种关系是有不同层次的，哲学作为最抽象的思想领域，离开政治和经济基础最远，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发生的偶然性也最多。我们研究哲学史时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激烈转变和动荡的时候，它们对哲学的直接影响就比较明显。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指出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的，以雅典为中心的智者运动的兴起是和当时民主制的兴盛直接有关的；另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以后，后期希腊哲学讨论的主比题比较集中于伦理问题，产生折衷主义和怀疑论等等思想，可以从当时由希腊到罗马的奴隶制的发展变化中找到原因。虽然如此，要是想为每一种哲学理论寻找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原因，也必然是徒劳的。如果采取过去常用的那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断定凡是唯物论哲学家必然属于工商奴隶主民主派，是进步的；凡是唯心论哲学家则必然属于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这种二分法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可惜它并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