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心》中，海员马洛讲述了他早年在非洲刚果河流域行船时的一段经历。讲述的核心是一个叫库尔茨的白人殖民者的故事，一个矢志将“文明进步”带入野蛮的非洲的理想主义者如何堕落成贪婪的殖民者的故事。在接近库尔茨的过程中，作者借马洛之口向我们描述了一副令人感到压抑的浓墨重彩的非洲大陆腹地的图景。 在《吉姆爷》中，年轻有为的“帕特纳号”大副相信自己能够为了海员的职责和荣誉献出生命，这份坚持在确认船马上就要沉没的那一刻被本能打败了，他纵身跳进了他所鄙视的同事们准备好的小船。背负着这个道德重负，他顶着“吉姆”这个假名字沿着海岸线流浪。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马来人的居住地，凭借自己的才干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吉姆爷”。然而，关于荣誉和责任的难题并没有放过他，这一次，他如愿把自己的生命供在了祭台上。

出身贵族的绝色女子纳斯塔霞常年受地主托茨基蹂躏，后托茨基愿出一大笔钱把她嫁给卑鄙无耻的加尼亚。就在女主人公的生日晚会上，被人们视为白痴的年轻公爵梅什金突然出现，愿无条件娶纳斯塔霞为妻，这使她深受感动。但在与公爵举行婚礼的当天，深爱着公爵的纳斯塔霞却跟花花公子罗戈任跑了，最后被罗戈任杀害。 《白痴》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尽管以悲剧结局，但女主人公纳斯塔霞强烈的叛逆性和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

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为贫困所迫，不得不中途辍学。他住在一间租来的、像个衣柜似的陋室里，整日像只猫似的躲着催租的女房东，靠母亲省下来的一点抚恤金和借债过日子。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经过苦思冥想，他头脑中产生了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低等人，他们只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必须俯首帖耳地做奴隶；另一类是“非凡的人”，他们是统治者，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随意杀人。为了从困厄中挣扎出来，为了不再连累母亲和妹妹，同时也是为了实践一下自己的“理论”，来检验自己到底是个和大家一样的“虱子”，还是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非凡的人”，拉斯柯尼科夫铤而走险，用斧子砍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和首饰。事情虽然干得不那么顺利，但由于种种巧合，他竟安全地逃离了现场。警方也始终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此时的拉斯柯尼科夫几乎可以完全逃脱法律的惩罚；然而，他却没能摆脱掉另一种更可怕的惩罚——道德与良心的惩罚。人性与反人性、良知与他的“理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陷入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之中，开始厌烦世上的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也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憎恶；他对什么都怀疑，却又神经质地一次次暴露自己，甚至下意识地再次去凶杀现场拉门铃，重温“当时那种又痛苦又可怕的丑恶感觉”。最终，在妓女索尼娅“爱”的感召下，他去自首了。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包括《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故事均取自欧洲的历史传说。 这些悲剧主人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哈姆莱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时代“颠倒混乱”，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无力回天；奥瑟罗正直淳朴，嫉恶如仇，却轻信奸人妄语，杀妻自戕，追求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涉血前进”的罪人。 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

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的鬼故事多与宗教及历史结合，给人一种极强的真实感，主角一般是考古学者，而且他们往往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鬼怪的形态不一，缘由各异，但氛围的营造却都非常成功。至今可在众多文学影视等作品中找到踪迹。

多年来，拉姆齐一家每个夏天都会到苏格兰某小岛上度假，并期望这些夏天永远不会结束。对孩子们来说，小岛就是人间天堂。拉姆齐教授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灯塔，却由于天气不好而未能如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终于到达灯塔。而坐在岸边画画的莉莉·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齐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在瞬间的感悟中，向画布中央落下一笔，画出了多年萦绕心头的影像。 本书深刻地再现了记忆中逝去的幸福，通过简单的情节探讨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弗吉尼亚·吴尔夫在这部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描绘了童年强烈的憧憬与欢乐，以及成人关系的复杂与变幻莫测。她以对瞬间的敏锐感知，创造了一部永恒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