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由我国当代艺术家郭海平先生深入精神病院内与精神科医生王玉女士合作完成的一部跨学科专著。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精神病艺术研究领域内的一项空白。在书中，作者以生动翔实的文字与图片介绍了我国精神病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被人知的特殊精神状态，尤其是书中一些不同寻常的观点，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观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录一览 ↓ 前言一：艺术的治疗和我们时代的精神之“病” 朱 其 前言二 ：疯癫从来就不是一种疾病 汪民安 自序 作者：郭海平 第一章 拜倒在机械面前的农民 第二章 打开“天书”的秘密 第三章 用豆腐建起的金字塔 第四章 魂不附体的视角 第五章 没有他人的世界 第六章 自我的治疗 第七章 一个“公主”的命运 第八章 天堂里的微笑 第九章 冷漠背后的激情 第十章 难以抗拒的“睡眠” 第十一章 “无意识”的显现与消失 郭海平住院日记节选 专业术语解释 后记

《为什么疯子比常人更容易成功》作者凯文•达顿是一名精神病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专家。他有一个精神病老爸，还有一个精神病至交，为了获得最一手的精神病人资料，他潜心研究精神病30余年，甚至不惜把自己改装成精神病人，最终解码精神病人独特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通过对大量案例的研究他发现，那些被认为最冷酷最危险的精神病态者，其实和我们通常认为是天才的人具备相同的人格特质：无畏、无情、专注、有魅力、口才好、自大、自恋、缺乏共情心、不焦虑、不拖拉、喜欢刺激、操纵他人、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追求成就感。他们用非凡的魅力俘获人心，用理智的面具做出最有利的选择，他们寻求充满刺激与冒险的人生，他们可能获得大成功，也可能大失败；他们可能成为无私奉献的英雄被万人膜拜，也可能成为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魔鬼被万人唾弃，但是，管他的！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才是他们快乐的源泉！精神病学博士汉尼拔、博弈论专家纳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苹果之父乔布斯……他们的称谓各异，但他们的共通点是：他们都有精神病！在这个物质成为越来越多人首要追求的社会环境里，或许把自己变成精神病人，是取得成功的捷径？

《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一书中，爱德华·肖特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对精神疾病不断变化的态度，有苛刻的，有无情的，也有令人深受鼓舞的。同时，作者描述了好几代科学家与精神病医师为缓解这些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而作出的努力。作者描绘了精神病学领域重要人物的生动肖像，并毫不留情地评判了他们在促进或阻碍我们理解这些精神疾病起源上所起的作用。

作者乔恩是英国最著名的大众心理学家兼记者，一天，一位前沿精神病研究专家委托他帮助调查一本神秘图书背后隐藏的真相，随着调查的深入，作者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一个令人疯狂又令人着迷的精神病人世界，由此开始了一场疯狂行业的疯狂之旅。 通过一系列离奇事件，乔恩与众多的精神病专家和患者建立了联系，并见识到了一个神奇的精神病行业测试标准。据此，他学会了应该如何鉴别精神病人。 通过本书，作者将带我们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并让我们也掌握到了心理专家才拥有的秘密武器：如何分别那些看似正常、实则患有各种精神病的人，并深入到他们魅力与暴力交互纠缠的内心世界。一旦你拥有了这种令自己都为之疯狂的能力，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都是程度不一的精神病人！有太多本该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野心家，却堂而皇之地处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高层，成为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及各个领域的极端人物，他们以他们的疯狂力推动着这个世界。而最要命的一点是：这个世界近乎贪婪地需要疯狂！ 作为一部对精神病行业明查暗访的纪实调查报告，本书视角独特、思考深入，以通俗幽默的笔调刻画各种千奇百怪的人，不仅让人一探精神病人的究竟，还引发人们对当今世界状况的种种思考。

摄影/袁冬平 文/陈小波 1989-1994年 有数字表明：目前世界上各种精神病患者达3亿多人，其中重症患者达 4000万人，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则有重症患者1400万人因为病情特别严重而被送进444所精神病院，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已将这里遗忘了，或许还有—些人记得精神病院是关疯子的地方，充满了恐惧，但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那里面住的是病人，是比其他病人更需要同情和关心的精神病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89、1990和1994年的三年时间内，袁冬平作为记者，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全国7个省市的十几家精神病院里拍到了这些照片。袁冬平外表谦和，看上去不油滑更不世故。在中国摄影界，他毫无知名度。虽然身为《民族画报》编辑，却似“圈外人”，几无惊人之举。但这种耐得寂寞的个性并没有阻碍他对摄影的思考与行动，反而引导他进入别人未能涉及的更深远的领域。 从1989年到1991年，他操着两台破旧相机用自己的假日和一些出差机会采访了天津、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十几所大小精神病院。相机里装的是从电影厂仓库里买来的过期电影胶片，对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偶然行为，这行动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背景。 精神病既有遗传性与素质因素作为培养基，又有生物性或社会心理因素为促进导火索。因此，敏感、内向、脆弱、偏执、孤僻离群、承受有害因素能力差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并成为社会的负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此病的手段，只能在医疗控制的基础上求助于自我保护和社会保护。 “那是一个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可爱的女孩，我想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她。”袁冬平缓缓谈起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的学生，那年全院只挑选她一个人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只去了十几天就犯病了。她患的是迫害性妄想狂症，总疑心别人企图谋害或加害于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室，她带着耳机，正闭着眼睛听音乐，模样安详极了，看上去和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完全没有两样。我提出给她拍照片，她轻声说：我想把头发散开，这样更好看些……” “我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张贵庄精神病院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犯病后骨盆、胳膊都摔坏了，整日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我说：‘我在等死。’那种等待死亡的眼神令我震动。我又一次去她的房间，是午饭时分，见她正在大口吞嚼肥肉，她又对我说：‘我就爱吃肥肉！’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绝望了。” 袁冬平告诉我，人们绝不会想到，精神病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正常人谈一谈”。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北京安定医院采访的经历，病人们得知来了记者，全都拥挤到门口排着队，像小学生一样举着手朝我喊：“记者，先和我谈，先和我谈吧。”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冲到前面：“记者，我会拉二胡，先采访我吧。”当时我笑不出来，心中充满了辛酸。 精神病人被视为社会异物，可他们也想交流，想得到理解与关怀。可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空间拥挤的中国，许多人因生活的压力，身心不得安顿，自顾不暇，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帮助精神病人? 据卫生部门的统计，目前共有的444所各类精神病院里，病床有8.6万张，正式的精神病医生却只有1.1万人，这意味着每2.7万个病人才有一所医院，每130个病人才能有一张病床，全国平均每10万人才拥有一个精神病医生。 在选择了这个题材拍摄后，袁冬平越拍心里越难受，滋味万千。病人从四五岁到八十多岁，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在他们那或麻木、或凶猛、或痴或躁的目光背后，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疼的故事，人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地狱。拍摄进行得极其艰难，但袁冬平珍惜这次选择。他为无数生命遗憾，他学会了同情生活中更为不幸的人。 问及袁冬平希望自己的摄影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你得了感冒、得了肺病肝病，周围的人会同情你；而你得了精神病，社会却歧视你嘲笑你。住过精神病院，出来后就业、婚姻都受到影响。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难以找到情侣。有的病人病情得到控制，可出院后社会没能给他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便又会犯病。有的人一生进出精神病院好几次，甚至干脆就在精神病院中了其终生。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被遗忘的人》1989－1990年 吕楠的三部曲之旅是从拍摄精神病院起步的，从1989年开始，吕楠前后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每拍摄一个精神病人，只要条件和情况允许，吕楠都会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并作记录，采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小时。通常接下来的拍摄会再花一至两个小时。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的感情。 吕楠在拍摄中发现，精神病人在“文革”中一度被当作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群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语录曾经被用来作为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他在四川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那个“魂”的云字旁被人抠掉了，变成了“没有灵鬼”。 陶世茂，22岁，是四川一个偏僻农村里惟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极度恐惧的家人便把他关进石头房子里。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爱他的85岁的奶奶。 采访完患者的家属，吕楠提出要见一见患者，患者家属用杠子为他抬开压在石头房子顶部沉重的石块。吕楠下到石头屋子里，和病人聊了一会天。在此之前从来没人敢下去，但吕楠却发现病人非常正常。只是因为石头屋子里面太暗，环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吕楠才回到屋外。 患者的父亲和奶奶满面愁容地坐在石头房子前。吕楠和石头房子里的患者商量：我希望别人知道你在这样的屋子里，你的手能不能伸出一点来。患者照办了，于是，吕楠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只从狭小洞孔里向外徒劳挥舞的手比出现完整的病人像更令人震撼。 在谈到精神病院拍摄时，吕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尊严”。广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铁栅栏做成的铁门背后，双手搭在铁栏杆上，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个老年女病人。照片旁的说明文字写着：重病者病房里23岁的女病人住院超过一个月，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13号病房。 吕楠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站在那里，也可以趴在那个上面，她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让她的尊严显现出来，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这个门上面，我就不会拍。” 吕楠对女病人说道：你能站过来一点吗？病人按照吕楠说的靠近门站着。近景的老年病人本来也在病房外坐着，但是偏离画面，吕楠看见了，希望把她也加进取景框：如果不加进来，可能会有两层歧义，一、会让人觉得这家医院所有的病人都是关在房间里的，其实病房里的病人只是比较重的一个；另外，画面上没有老年女病人出现，房间里的人就太强了。 吕楠叫老年女病人坐过来一点，更靠近画面中心：“很多人慢待摄影，他们有一个事先虚设的前提：世界是为摄影师准备的，你‘咔嚓’一下就行了，没那样的事。你必须要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能违背真实，调整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够，但不能过。如果画面里没有关在房间里的女病人的话，就没有力量，老年女病人不过来，我也没法拍，我等她过来了，就开始拍，拍了五六卷，直到院方很客气地把我请出医院。” 吕楠对待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即使是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的病人。在一张照片旁边，吕楠写道：“天津的一家精神病院，她不会说话，是警察三年前在大街上捡的。她有破坏欲，医院不能为她提供衣服和被褥。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躺在地上，确切地说是躺在自己的尿和屎的混合物上。这些脏物一星期才会有人来打扫一次。拍照半年后，她死于这家医院。”面对这样的病人，吕楠按下快门的瞬间也是她挺直身子坐在没有床垫的床上，而不会是歪歪斜斜躺倒的样子。 吕楠在很多照片旁边都有简短说明，写下了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别人问吕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照片说明，吕楠也讲不明白，直到看到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提出了批评。桑塔格这样写道：“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吕楠发现现在可以很地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 也有例外，画册里有一张拍摄于北京一家精神病院的照片，小女孩怀抱一只玩具熊猫，目光与镜头对视。吕楠在照片旁边用简短的文字写道：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多数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画册上原来有小女孩的名字，但是在画册制版的当天晚上，吕楠考虑再三，还是把女孩的名字划掉了。吕楠担心女孩以后痊愈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以前的经历，有名字就会带来麻烦。 耗时两年完成的《被遗忘的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吕楠并没有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