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日记(上下册)》内容简介：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那桐日记》起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止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共36年，约80万字。系统完整，时间跨度大，历经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于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甚至官僚日常行为生活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奕訢为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一生几度沉浮，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首次公布的《奕訢秘档》所辑有关奕訢及恭亲王府档案总计970余件。其时间始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奕訢被册封为亲王的谕旨始，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即内务府大臣办理奕訢丧事的奏折止。这些档案，有关于奕訢本人升迁、调转、奖惩方面的谕令，有关于恭亲王府修缮工程及各项活计所用物料、银两花费、物件赏赐等方面的呈稿清单，亦有在近代外交活动中，奕訢在办理政务特别是与英、法、日、德、俄各国外交周旋过程中，同洋人打交道的奏折，还有奕訢的脉案病历、临终遗折等等。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激活了自明代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的历史积怨，而鸦片走私更具有内外勾结的特征。于是，战争开始后，从朝廷到疆吏不断渲染汉奸勾引导致天朝战败，从而造成大范围的汉奸恐慌。防范汉奸成为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奸恐慌之下，战时民众动员陷入困境，战后中外条约谈判也围绕沿海边缘社会建构展开角力。而随着沿海边缘社会兴起，其身份澄清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恐慌背后反映出自明清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结构性缺陷，这一问题在晚清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显现和放大，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关系的重建成为晚清时期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本书辑译了19世纪下半叶德语外交官、记者、医生、商人、公使夫人等的十三篇北京游记，从中展现晚清时期中国北京的社会世相。他们对北京的观感，尽管感性但却真实，北京城市建设的变迁、北京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北京官员的面相和思想等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书稿为充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加深对近代北京的理解。

《旅行日记》中有不少突出的“专题调研”，例如敦煌石窟的发现，可能属最早的详述。作者常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各地事务，例如他在演说中力劝新疆商界建立商会，振兴实业以抵御俄国的经济侵略；他在建议哈密民族自治当局选派青年到天津培训技艺时，还具体到托付家乡的回族友人要照顾少数民族的习俗。 作者的旅行又像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书中记载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风异俗和令人震撼的西北百姓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 作者以教育救国为职志，旅行考察的焦点是学堂。本书按其线装形式及著作年代1910均属古籍，原书铅字排印，无标点，不分行。民国三十年1941由家人印行，无“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