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位于深山之中的泰顺并不以文化闻名，闻名的是它的贫困。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躲避泰顺的“大刀匪”，我们的学校不得不从刘伯温的老家南田镇迁到了青田县的水南村。但是刘杰的书稿告诉我，古代的泰顺农民和别处一样，也都是勤劳淳厚的，也都是聪明灵巧的，也都是追求生活的美。他们在几百年里创造下来的建筑是我们这个民族极宝贵的文化财富。文化定期的生要性决不亚于金矿。金矿是老天爷给的，而文化定期是世世代代人们智慧、坚韧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它不但使我们富有，而且使我们充满了信心，增长了对故国家园的爱。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深入地了解到了乡土建筑，也便了解了一大部分乡土生活。所以，乡土建筑的研究著作，便是一种乡土生活的研究著作，它是我们民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史。它的意义和价值会远远超出建筑学的兴趣范围。刘杰的这份书稿便是这样。 　　2000年，又是一个仲秋季节，我第三次去了西文兴村。这回背包里装着的是《泰顺》的定稿。还是坐在那棵柿子树下的那个大碾盘上，我高高兴兴读完了它。回村的牛铃越来越近，夕阳又照亮了满山的红叶黄花，我写下了这么几名话，刘杰把它们叫做“序”，那么，就叫序罢。 刘杰　1970年生，重庆人。1993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进入广州佘畯南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98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讲师。 　　1995年起，开始中国传统建筑及古典园林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在此领域有二十余篇论文发表。同时任《建筑技术及设计》特约编辑，多次对国内知名建筑师进行过专访。 　　李玉祥　1962年8月出生，江苏南京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礼堂艺术硕士。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老房子》系列图集等专著。作品多次在海内外展出刊载。

《找寻蔚县古堡》讲述了：翻过北京西面的山，那里不只是塞北的雪、塞上的风。那里有一座明代的古城，这古城和我45年前玩耍过的北京古城一样迷人。那里有近200座古堡，这古堡和我15年前走过的闽南土楼一样震撼。那里还有谜一样的文化、风俗、观念。在一些偏僻的堡子里，我看到现代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遥远，仿佛相隔三十年。面对塞北大地，我追问：是谁在这里留下了蔚州独特的地域文化？面对蔚县古城堡，我深思：这里发生过什么，这里的人膜拜着什么？

《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在“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研究领域的一本有相当分量的文集，作者有著名的社会学家、“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有蜚声海内外的（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社会学家曹锦清，有人文精神的提倡者、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有在学院工作和就读的师生，也有来自农村第一线、从事乡村调查或者在乡村挂职锻炼的学者，这些年龄不一、专业不同的作者却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他们对农村社会及文化的危机都有着深深的忧虑，他们或探索历史，或实地调查，或理性思辨，为探索一条新的农村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道路而努力。

锦屏境内群山叠翠，山川秀丽、风光旖旎，古变众多、民风淳朴。由清水江苗侗风情风景名胜区和隆里古城风景名胜区组合而成的旅游区，分五 大板块，总面积420平方公里，景点160个，尢以隆里古城、飞山阁、龙大道烈士故居、八河电 站库区风光、亮江风景、清水江风光、青山界（五万亩天然草场、九十九天池）、九寨北侗风 情最为著名，以三板溪水电站库区为中心的三板溪水上民族生态旅游正在规划和建设中。县境 属中亚热带季风温润气侯区，冬可避寒、夏可避暑，年平均气温16.4℃。旅游区资源共自然、 人文两大类，是一个以绿色为特征，良好多样生态环境系统为优势的由民族风情、美丽山水、 历史文化方位一体组成的不可多得旅游之地。

摆贝是苗族的花衣苗主要聚住区。该服饰苗族主要居住点为林深叶茂的月亮山区，男女衣着华丽，色彩鲜艳。服装制作工艺有挑织、蜡染、平绣壮等技术。男女盛装均为传统“连衣裙”式样。摆贝村，居住着百来户人家，服装以绚丽多彩的刺绣和鸟的羽毛作装饰，头顶银冠，颈套银圈。村寨依山而建，房屋为全木结构，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自家圈养的牲畜，上层则是人的居室，依据功能分为不同的隔间。村寨位于海拔高约580米的山上，坡间分布大大小小的田地，绿绿丛丛，气候怡人。在村寨的前下方，有一座晚清时的苗王坟，墓碑上记载了老苗王抵抗清兵和外敌入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