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流行很广，它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在图书目录里通常列入传记类，也有时列入文学类。爱读这部书的人不只有文艺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史家，还有关心一般文化的普通读者。一般爱好者多半把它作为传记来看。歌德这个人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高峰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在西方发生过深广的影响，《谈话录》对他这个人作了细致亲切而大体忠实的描绘。

歌德是个百科全书式的智者，书中的谈话涉及文学、艺术、戏剧、建筑、美学、哲学、宗教、政治、社会、人生以及科学等几乎当时的所有知识领域。它们切近人性与真理，虽穿越时空的隧道而仍显得鲜活。他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好感，他对于基督教《圣经》的高度评价等等，均见之于这本书。 译者序 歌德的名字在今天的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凡是爱好文学的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都敬仰、赞美歌德，都知道歌德不仅是一位可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大文豪、大诗人，也是一位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如达·芬奇相媲美的文化巨人，他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搞过评论、编过刊物，当过画家和剧院经理，而且还是政治家、教育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留下的那一份丰富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全人类和整个世界。 两个多世纪来，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歌德、介绍歌德、颂扬歌德，他们写下的有关歌德的评论、传记或其他著作多得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无疑，他们为后人继承歌德那一份宝贵的文学和思想遗产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可是，他们中间却很少有人因此而载人史册或让后人记住了他(她)的名字。然而，有一位德国人却是幸运的，那就是约翰·彼得·爱克曼(1792．9．21—1854．12．3)，他出身低微，个人在文学上也无多大建树，可他的名字却永远和歌德联在一起，因为他写下了一部被尼采评为“德国最佳作品”的著作——《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是1823年6月应歌德邀请去魏玛后与其相识的，此后便在那里长住了下来，直到歌德1832年3月去世。他十分崇拜歌德，歌德也颇信任、看重他。《歌德谈话录》是他在魏玛给歌德当了九年多的义务助手、直至歌德去世后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以优美轻灵的文字记录了他这九年间在歌德身边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其中大部分内容还经过歌德过目和肯定，只是因歌德生前没同意所以才在歌德去世后出版；先是于1836年出版此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嗣后又根据自己和歌德好友瑞士人梭瑞的笔记于1848年出版第三卷作为补编。此书不单是歌德的谈话记录，而且提供了大量关于歌德生平和思想的宝贵资料。爱克曼在关于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 作者序中写道：“这些谈话不仅就生活、艺术和科学作了大量阐明，而且这种根据实际生活的直接素描，特别有助于使人们从阅读歌德的许多作品中所形成的歌德其人的形象更为完备。”因此，此书在图书目录里可以列入文学类，更可以列入传记类；此书的重要性与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不相上下，故一经问世便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 《歌德谈话录》全书约有四十余万字，作为一部“德国最佳作品”在世界上已流行两个多世纪，传遍世界各文明国家；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除了一代名家朱光潜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不足此书一半的选译本外，至今国内尚未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译本。我们这三位译者都是歌德的崇拜者而非专门研究者，才疏学浅，但为了让广大读者早日窥见全书之貌，不揣浅陋，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斗胆交出这么一本虽有四十来万字却不像样的译作，其中的舛误之处肯定不少，敬请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正。 此书是根据由约翰·奥克森福德英译、后来又由J．K．穆尔黑德加以修订的英译本译出的，同时参照雷吉娜·奥托和彼得·韦西格共同编辑的德文本作了几处增补。这里必须说明，由穆尔黑德加以修订的英译本虽然改正了奥克森福德的若干错误和缺点，并根据德文本作了相应补充，但同时也删去了奥克森福德英译本中与歌德无关的一些细枝末节，故严格说来，尚非百 分之一百的全译本。此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吴象婴译1823年6月10日至1825年2月24日；潘岳译1825年3月22日至1827年6月20日；肖芸译其余部分。 吴象婴 2001年6月25日于北京

本书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谈话录》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谈话录》时期正是歌德最大的剧作《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时期，歌德自己多次谈过他关于这部剧本苦心经营的情况，对于理解这部剧本本身乃至一般文艺创作问题都是富于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