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对现代之初的知识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清晰的条理和富于雄辩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大人物们身上的阴暗面：他们蔑视和憎恨普通人，甚至达到了毁灭人性的地步。

本书开始于当今绘画的各种糟糕病态，论及的不仅是美术的“现状”，还有它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衡量它的尺度。克莱尔批判了各种“先锋”和“现代”：它们筑基于怎样的理论和臆想，又呈现出并终结于怎样的悖谬？面对博物馆里那些如同超级市场的食品一样整齐一致的作品，克莱尔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回归个体和地域的特殊性，回归具体和幽僻的范畴，一如全书末尾埃贡•席勒在狱中的喃喃自语：“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

“重估价值”是“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当年的文化先驱们站在传统的外面，反思、重新评价传统，对传统抱有激烈的批评，“反传统”是其标签，而今视之，孰是?孰非?又孰解? 全书在深邃而又犀利的批判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沿着“五四运动”新思潮的体系深入，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传统与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重新审视古典传统中的礼治秩序、主奴根性、道德意识、天朝心态等等，意在从中探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文化的深层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全书于繁复的史料中洞幽发微，于看似荒谬中条分缕析，常于看似不经意处有令人拍手叫绝之创见，启人深思与回味。

本书在当今批判与文化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其所涉及的各种哲学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十八章，每一章都将一个主题处理为一个概念，对于每一个概念都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同时提供了一系列可供讨论的问题以及进一步阅读的材料。作为主题性的介绍，各主题环节贯穿各章，把相关材料连接起来，使读者能够按照自己的学科研究兴趣和目标自行选择文本阅读方式。 第一部分介绍了对于世界和象征体系之间关系的各种批判性立场，指出只有当特定文化赋予其象征意味时，即人类及其处身环境只有通过他们与符号性建构的联系才能获得意义。第二部分探讨了身体、心理、政治、意识形态、性和种族等因素在建构社会身份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类及其环境都有赖于建构。第三部分集中考察知识问题。社会构造生产出了知识体系，又是知识体系的产物，知识的意义与特定知识得以形成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这是一部关于日内瓦学派的“全景及宣言”式的著作。 本书分三部分，《上编》顺次研究了16位批评家各自追寻批评之源始对象“我思”（即“意识”）的方式；《下编》则从理论上阐明批评意识的各种概念，提出作者自己的方法论。上下编相辅相成，实际上总结了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和原则。另外，本书在1993年中文版的基础上，收录了布莱的另外两篇文章，作为原书的补充。

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它在当代社会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事实上，科学家仅仅是社会中人数很少的一部分。科学对其成员的选择是很苛刻的，而且科学家都要经过严格、艰苦的训练，由此普遍获得科学洞见的能力。这超出了大众(非科学家)所能理解和掌握的水平。 在尝试参与、理解和接受科学的努力失败之后，非科学家发现，科学是让人困窘的。由此，科学周围的文化形成了对科学的极其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希望，一方面是对科学的担心；一方面是对科学的景仰，一方面却是深深的无助和嫉恨。这带来多方面的后果。例如，这种情绪在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元勘”(Science Study)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那里，发展成试图消解科学权威的努力。他们认为，所有的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作者对诸如此类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认为科学“是可靠的、持久的、远远超过任何社会习俗系统所能提供的保证”。 作者认为，尽管科学是形成我们当代社会物质生活的首要力量，但却是极为不适地镶嵌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母体之中。政治、法律，高级与低级的文化、金融、商业、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组织都受到科学的滋养，然而这些文化中没有一个对科学世界观有着深刻的理解或同情。科学陷入周围文化的围困和抵制之中。 作者以“最大忠诚”，从文化、数学、目的论、技术、种族、教育健康、法律、新闻等十几个方面，“展开了对这种境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