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休谟与洛克以来，客观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经得起经验的检验，不得超越经验，如果知识与经验冲突，人们必须随时准备抛弃这种“知识”。依据这种认识论，我们必须尽力排除求知过程之中的个人系数，才能达至完全客观的理想该书认为，这种以主客观分离为基础的认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有害的。事实上，求知是一种技能，是一种个人怀着责任感与普遍性意图、从启发性前兆不断趋近真实的过程，一旦缺少了个人的求知热情与参与，任何有意义的知识都无法获得。而个人对求知的寄托、科学社群对知识主张的共识，以及社会对自由思维的尊重，都是人类知识增长过程中环环相扣的要素。 严密的理路、详尽的论证，《个人知识》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对自己志业的热情与省思，更是一个公民对自由社会的忠贞与执着。

《信息的社会层面》分析了近年来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冲击，对信息至上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作者认为，信息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环境对信息的意义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信息的社会层面》分章讨论了信息的狭隘和局限、信息程序的社会功能、居家办公问题、实践对工作流程的影响、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时代的机构改革、社会背景与信息的意义、信息社会中的教育等问题。

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里谈到“知识”，思路很是简明。他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归根到底无非两种：一种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另一种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识的人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从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前者把知识当作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 后者把知识当作逻辑、语法和修辞，取得世间成功的方式。传统的知识概念，要么用于自我完善，要么用于社会调适，从来不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德鲁克说，从18世纪初开始，知识发生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随着掌握机器技能的需要，把个体经验传授方式改变成标准化技术培训，技能转化成了技术知识；第二次是在生产力革命的背景下，对于工作效益的追求，导致知识再由单纯技术转向系统运作；第三次是在管理革命、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知识作为生产诸要素里最关键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以知识寻求知识。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德鲁克对知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足以引起我们对“知识形态”的反思。 德鲁克用线性的描述说明知识形态的演化，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了现代知识形态的复杂性。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这个理想照耀人类走出迷信的阴霾，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但是人文知识传统是否就此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呢？我们就拿大学教育来说。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大学从寺院式的宗教修行教育转变到人文教育，也称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谈吐风雅、才学广博的上流社会绅士。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和推展新知识。这是英美牛津、剑桥、哈佛早期的宗旨。即便社会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中，对于新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大学还是高高在上，和社会需求相脱离。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出现了德国的哥廷根、柏林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以研究新知识为目标的大学。等到达尔文主义在剑桥诞生，新型的科学知识形态同传统的人文知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转到了大学的象牙塔内部。1959年，在剑桥，科学导向的期诺与人文导向的李维士就两种文化的优劣，以及何者应当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激烈论争。(论争情况可看期诺所作《两种文化》)接着，科学知识向技术应用层面的转化，又使知识的竞技场上，从二人角斗变成了三人角斗：老态龙钟的人文、举止斯文的科学和跳踉喧嚣的技术。政府和社会都对有直接效用性的知识特别青睐，原因很简单，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规律、资源交换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发生了决定性作用。知识对于人的意义已经和启蒙时代不同了。1933年的哈佛大学校长康纳德提出大学要搞“通识教育”，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知识自由人，培养有民主独立的精神、现代科学知识的文化精英。这个新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对民国时代的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的新式教育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大学渐渐从文化精英的摇篮蜕变成知识生产的“企业”。知识分化，信息爆炸，使知识界从个人的博雅境界走向追求片面的卓越和整体协同。国家和市场的直接需求从二战期间起就开始支配大学的知识生产。教授奔波游说于政府、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向它们推销知识、吸纳投资。教授成了“学术企业家”，研究指导即老板，大学以学术帝国的身份走向对社会市场的征服。 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有两种知识文化，科技型知识和人文型知识文化。这两种文化犹如两个信奉不同的图腾、掌握不同的符号语言的部落，共处在大学空间里。这两个部落竞争着话语权力和资源，它们的知识活动完全不同。前者是知识生产，后者是知识生活。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别这两种知识部落的种种不同，而两种文化的分野和比例失衡，也正在引起大学教育向职业教育演变。发达国家的大学通过研究生教育和本专科的分层，将大学教育的高级层面转向所谓“知识生产”，将低级层面转向“知识普及”。大学教育通过一整套的社会机制(招生、培训、就业)服从于职业导向。人文知识的边缘化、不景气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知识传授方式的倾倚，造成了所谓“人文知识群”的生存危机。 科技知识与管理权力的结合，形成了对于人文知识创造活动的高度控制。规划课题、量化指标、评奖机制、动态监控、规范评估，这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正在把人文知识部落彻底改造成话语工厂，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在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智慧和独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事实上，科技知识正在将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变成普遍的知识标准，从而形成思想统治的霸权。在这一整套管理体制中，对于思想的控制不是以直接的知识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强制的资源分配机制完成。 人文知识活动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依赖于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在很久以前，人文知识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社会被迂腐和怨恨拖入泥潭。科技知识从普世原则(美其名曰国际化)堂而皇之地登上权力宝座，多从利用、控制、秩序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从优越地位一落千丈的人文知识，却转向更多的从怀疑、批判、反思、怨恨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或许这是一种人性所要求的知识的平衡。如果有意地打破这个平衡，将一切知识都纳入到社会控制的体系，无疑于强迫理性退出人性的王国，使这个王国再次回到阴霾当中。（摘自新浪读书）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是中国首档倍受欢迎的教育类电视节目，影响巨大。本丛书根据该节目编写而成，约请国内著名汉字专家、文化学者担任顾问，并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官方词库中，选取易读错、易写错、易误解的常用字词陈列并辨析阐发，本书中的汉字和讲解体现了中国文字象形、会意等造字法，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因子，既可帮助读者提升认、读汉字的准确性，并同时加深读者对汉字文化内涵的理解。 本书除释义之外，还注重延伸：“名家解读”部分由《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文化嘉宾郦波、钱文忠、康震、蒙曼、张一清、孟蓬生探寻汉字前世今生；“辨析”部分分析字词易读错、易写错、易理解错的原因；“例句”部分大都摘自名家名篇；“字里字外”部分讲述词语背后的文化趣闻故事；“你知道吗”链接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趣味知识。 本书还收录《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大赛备考词，帮助读者提升读写基本功和母语使用能力。 文字是民族的文化基因。本书秉承“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这一宗旨，和读者一起徜徉汉字世界，领悟汉字之美，品味汉字之妙，感受汉字之海的广阔与深邃。

《学术的进展》共两卷，出版于1605年10月，题词上说献给国王(指当时的詹姆士一世)。书的第一卷主要论述“学问和知识的功效，兼及增广知识的价值和荣耀”。第二卷的目的是调查学问的发展情况，“完成一个概括的、可靠的巡查，来了解学问的哪些部分仍旧是荒芜之地，还没有经过人类的耕耘和修整。全书不仅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而且在写作风格上保留了培根一贯的作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语言朴实而锐利。

《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中我曾试图以我所能达到的最广阔的眼界来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人们和世界接触的时间短暂，观察事物又不免带有个人偏见和局限性，那以人们又是怎样得以获知他们的全部知识的？相信我们的知识这种信念有一部分是幻觉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除了依靠感官之外，还必须知道些什么？我在以前写的一些书中谈过这个问题的某些部分，所以我只好在较大的文章结构中重复我在别处已经考察过的某些问题的讨论。但是我已经在不妨碍我的主题的条件下，对这类重复做了最大的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