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幕
约瑟夫·海勒
荒诞园里又一株
——从《第二十二条军规》到《最后一幕》
从约瑟夫·海勒发表《第二十二条军规》到现在已经３０余年了。那部奇作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所引起的强大波澜至今仍在涌动。今天，作者又推出了它的续集《最后一幕》（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ＩＭＥ）。
《第二十二条军规》不仅使海勒一举跻身于“美国现代一流作家的行列”，还使他成了继卡夫卡、萨特、加缪和贝克特之后又一位现代主义荒诞派作家之一。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之后于１９９４年推出它的续集（实际上他１９９０年就发表了续集的部分章节），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作者当年言犹未尽；二、“第二十二条军规”仍在运作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不吐不快。
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所受到的赞扬一样，《最后一幕》一经推出便受到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褒奖。《纽约时报》称它“充满激情与人情味……震撼力强，发人深省”；《华盛顿邮报》说它是“一位勇往直前、才华横溢、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对二十世纪的回眸”；《纽约人》杂志评论道，《最后一幕》是“二战时期那代人中伟大作家之一的一个总结……尽管我们即将告别约塞连、米洛、刘、温特格林和塔普曼牧师了，但在《第二十二条军规》发表纪念日之际，我们仍可欢迎他们”。《纽约时报》还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攫获了整整一代的思想及想象力，３０年后，约瑟夫·海勒又为那部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写了续集。《最后一幕》重访约塞连、米洛·明德宾德、塔普曼牧师和其他一些人，正是这些人物使得《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此令人难以忘怀，这些人虽然未必变得更加明智，却都老了。他们不仅面临一个世纪的终结，也正在演出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幕。”。
海勒在《最后一幕》之前还写了《发生了一件事》（１９７４）、《好如黄金》（１９７９）、《天晓得》（１９８４）、《可不是闹着玩的》（与斯皮德·沃格尔合著，１９８６）及《给它拍张照》（１９８８）五部长篇，而且都是畅销书。其间还发表了大量短篇、剧本和评论。
作者其人 约瑟夫·海勒１９２３年生于纽约的康尼岛（即小说中常提到的那个地方），父母都是从前苏联移居美国的犹太人。用海勒的话说，他小时的家境“比较贫穷”。他四岁丧父。中学毕业后二战正酣，他曾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当铁匠学徒工。后来参加空军，当上了一名投弹手，并赴欧洲战区作战。战后用军人津贴上了大学，毕业后教过书，在《时代》杂志社工作过。从他中学以后这段身世看，颇似书中人物萨米。１９５５年开始《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写作，并发表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六年后小说正式发表。由于他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１９６３年获得美国文学学会的资助。
１９４５年与雪莉·赫尔德结婚，生有一男一女。１９８１年身患吉尔林伯利综合症（即书中萨米的一个朋友得的那种属于神经系统的病），几乎要了他的命。住院期间，结识了护士瓦莱丽·汉弗莱斯，病愈后１９８４年与赫尔德离婚，１９８７年与汉弗莱斯结婚。从他的婚变状况看，又和书中人物约塞连相仿。
书中人物与社会现实 《最后一幕》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小人物”，他们大都来自康尼岛，参军初期集训时已经互相认识，在欧洲时又都在同一个空军部队服役（刘除外，他当了步兵）。大难不死回家后，虽各奔前程，但还保持着联系。此外，他们各自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性格。
约翰·约塞连，这个当年为逃避战斗只求活命而一再躲进医院的上尉投弹手，年迈之际最惧怕的仍然是死亡。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便在医院里住着，而且已经两个星期了。他没有病，却不停地叫大夫为他检查。他说他得了什么“病症幻觉症”。当大夫们告诉他“什么也没有检查出来”时，他则要求他们“接着观察”；当他们说“你的健康状况很好”时，他就说“那你们就等着瞧吧”。其实约塞连对死亡的恐惧正是海勒本人思想的写照。朱迪斯·鲁德曼指出：“海勒的‘战前小说’的主题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恐惧：在战斗中丧命。”海勒在战争时期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主要是因为那场吉尔林·伯利综合症使他谈虎色变。他说，随着年事日高，“死亡、疾病和晦运占据了我的一切”。为此他不断安慰自己说“别人好像都能过好死亡这一关，我也不致会有什么困难”。
约塞连除了明确无误地表示对死亡的恐惧外，他当年对军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也从来是直言不讳的。而在《最后一幕》里，他的这一特点则突出表现在他对荒诞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不满乃至憎恶。五十年代麦卡锡法案曾使美国人民处于人人自危、随时都有被指控为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此时的海勒只好将美国社会压缩到一个空军军团里，并借约塞连之口，从军团司令一直骂到他的顶头上司。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逃出那条军规所设下的圈套。“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只有神经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但它同时又规定，如果你在“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就证明你头脑很清醒，不是个疯子，因此就必须执行飞行任务。
同样，他也根本无法逃脱美国社会类似那条军规的种种制度圈套。这种圈套遍及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福利等等。那些极不合理却又切切实实存在的怪现象使约塞连又大开骂戒了。如果说他在空军里时只敢骂到司令，或者无计可施就拒绝穿军服，赤条条地爬到树上看同机炮手斯诺登的葬礼，那么今天他则一直骂到了总统。他骂总统是“小普里克”，而“普里克”的意思除了流氓和无赖外，“我们还管避孕套叫普里克”。他骂“庸才和利己主义者充斥政府部门”，并大叫“我想把所有的普里克从政府里统统踢出去。”因而发誓再也不参加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选举。
约塞连对美国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在纽约这个“大苹果城”、“帝国州的帝国城”，这个“国家的金融心脏、大脑和肌腱”、“除了伦敦以外文化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城市”里，他看到了什么呢？从他住的高层公寓望出去，他看见的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豪华轿车穿梭于大街小巷；而在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里，他见到的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文明处所的气味实在难闻。刺鼻的烟味，从不洗澡的人身上发出的体臭与他们扔掉的垃圾散发出来的恶臭混合在一起，令人作呕，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只有那些常客例外。半夜里，一个个臭气熏天的躯体肆无忌惮地相互挤靠在一起，谁也别想找到一块较宽敞的地方清净一下。人们大呼小叫，有喊的，有吵的，有动刀子的，有点火的，有性交的，有吸毒的，有酗酒的，还有摔瓶子的。到了清晨，这里有的伤，有的亡，一片狼藉。”号称全球头号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强国的美国自诩最讲平等博爱、最尊重人权，却对这样的状况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无能为力。这难道不是对世界头号强国的极大讽刺吗？
然而，约塞连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并不说明他是个为民请命的英雄。后现代主义作品里是没有英雄的，它的人物甚至是“反英雄”的。人物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存在，他们的悲与喜已经淡化，好与坏难以分开，有的甚至仅仅“是场景中一个可以替代的暂时性角色，他丧失了悲剧的气息，而多了些游戏成分。”约塞连当投弹手时对上级不满不是因为他担心美国打败仗，而是因为怕死；同样，他现在开口大骂，也不是因为他担心美国垮台百姓受难，而是因为他具有美国传统西部牛仔的性格：豪爽、仗义。他思想开放，生机勃勃，放荡不羁，个人第一。一方面不满政府官僚的腐败，一方面帮助米洛将那种根本不存在的“飞翼轰炸机”卖给政府，并且心安理得地收下了米洛给他的５０万美元“好处费”；他一方面骂总统是“普里克”，一方面又把他的老同事努德尔斯·库克推荐给总统当顾问，因为库克不仅“精于心计、虚伪欺诈、惟利是图”，而且“阴险又滑头”，“没有不撒谎的时候”。约塞连对他的鄙夷可想而知。但当他为了使儿子逃避越战时，又去找库克帮忙。
阿尔伯特·塔普曼牧师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一个随军牧师，是做士兵思想工作的。他胆小，内向，自我保护能力很弱，曾一度对上帝的信仰失去信心，并打算在斯诺登的葬礼上当众宣布放弃信仰。就在此时，他看见了远处树上的一个一丝不挂的身影（按约塞连的说法是“我还穿着胶鞋呢。”），以为是上帝派天使向他显现，于是便感激涕零，认罪悔过了。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战后却遭到了更悲惨的命运：他的尿里有重水！为此他受到了调查、拘留、审讯和软禁。
“一伙身强力壮的特务前来造访并要拘捕他……他们不能说出他们是谁，更不能透露他们是为哪一个特务机构工作。他们没有逮捕令。法律规定他们不需要那东西。什么法律？就是那条他们根本无须引证的法律！”“他们宣读了他的权利，然而又说他没有这些权利。”于是牧师便身不由己地落入了当代“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牧师不仅为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受到非法拘捕和审讯，还受到长期软禁，使他的妻子守活寡。“他想妻子，……而且知道她也想念他。她很好，这是他每周三次得到的消息。可是不允许他们交谈，连写信都不行。……孩子们都好，孙辈们也都好。无论如何牧师对家里的一切由于牵肠挂肚的思念而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以至发展为对即将临头却又说不出名堂的大祸的恐惧。”“虽然他对上帝不断地乞求，然而从那次以后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上帝再也没有在他面前显现。”
荒谬吗？可笑吗？这正是海勒要说明的问题。
谁又能料到，牧师的痛苦竟然是因为总统玩电子游戏机时按错电钮引发的核大战而结束的。由于他自身就是一颗核弹，战争起来后人们便连忙打发他回家了。在经历了如此这般的磨难后，他似乎悟出了些什么。牧师离开地底下的防核掩体回家时，约塞连见到了他并对他说“牧师，别出去！”“外面危险。战争。下来吧！”而这时牧师却大叫一声“操你妈！”不仅约塞连感到惊讶，连牧师“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这种话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然而这一骂却激励了牧师，“觉得精神大大地解放了，感觉格外好。”牧师这个受没有麦卡锡法案的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小人物的遭遇，叫人欲笑不能，欲哭无泪。
米洛·明德宾德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就是一个投机倒把、内外勾结、精明透顶的商人。他当部队食堂管理员时，曾绞尽脑汁，从西西里岛以一分钱一个的价格收购鸡蛋私运到马耳他卖四分钱一个，再从马耳他以七分钱一个的价格收购，并以五分钱一个的价卖给所在的部队食堂，不仅获利颇丰，而且赢得了马耳他人的民心，捞到了大量政治上的好处，为他做买卖创造了便利条件。此人为了赚钱可以说是无所不为。他将用于充填救生衣的二氧化碳气用来制造汽水冰淇淋，甚至将飞机上用于急救的吗啡偷去卖钱。就是这样一个人，战后又利用军队和政府内的腐败收买要员，将子虚乌有的“飞翼轰炸机”卖给了政府，使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样流进了巧取豪夺的官僚和不法商贾的钱包里。
难道说就没有人来管管这种事？有。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道德规范部”，专门监督它的雇员。但若问这个道德规范部的主任是谁，回答是：“现在仍悬而未决，要等波特·洛夫乔伊出狱再说。”此处妙笔怎能叫人不发出若涩的笑声？
萨米·辛格和刘·拉宾诺维茨是美国“老实巴交”的中产阶级人物。萨米回国后上了大学，在《时代》找到一份工作，结婚，抚养妻子带来的几个孩子，与妻子恩爱相守。他没有奢望，没有野心，是美国社会的基础和平衡力量。他对政治和社会远不如约塞连那样关心，但毕竟是知识分子，对蒂默大夫的一席话还是心领神会的：“社会上种种邪恶与不端行为正在各个地方无法阻止地成倍增长着，”而这“如同……动物与植物体内的恶性致命细胞无限增殖一样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刘是与萨米类似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战后没有上大学，而是靠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的。也许是由于作者本人是犹太人的缘故吧，刘这个犹太人的儿子对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家庭观念身体力行。他年轻时虽然性行为方面放荡不羁，但结婚后就不再胡来了。为了表现他的爱国思想，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写他如何惩治德国战俘。与萨米一样，他对政治的厌倦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萨米说：“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是无关重要的。除了在自己的家庭和个别朋友中间。所以从此以后选举时我根本不想参加投票。……我不想让两党内只会吹牛皮的龟孙们有一分钟的得意，不想让他们以为我喜欢看见他们为实现个人野心而取得的胜利。”
从传统小说的角度来看，作者在萨米和刘身上花的工夫似乎过多。因为除了在事业发展上不同外，他们二人在总体思想、经济地位、生活准则上都大同小异。两个人中写一个足矣。但是“现代主义把人物变成了观念的象征、哲理的形式，而后现代主义则进一步把人物变成一种观念的代号、哲理的隐喻、类型的影子，一方面更加抽象化、寓意化、多义化了，一方面更加无个性、无差别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话，这样写人物或许就是正常的。
荒诞与黑色幽默
利昂·塞尔泽曾总结性地评论道：“人们在分析约瑟夫·海勒新发表的经典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题与手法时，都毫不迟疑地称之曰‘荒诞’。”在《最后一幕》里海勒依然保持了他的这一特色，同时，他所擅长的黑色幽默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
荒诞本指西方现代艺术领域里的一个戏剧流派，起于本世纪中叶，其代表是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个剧是一个“悖论的隐喻”，人们明知他们所等待的戈多不可能到来，却仍然要等待下去，而且不要问诸如“为什么”、“合理吗”这类问题，因为荒诞本身是无理的，却又是大量存在的。写“荒诞”的事就是起一个“悖论的隐喻”的作用。
黑色幽默的特点则是“用强烈的夸张到荒谬程度的幽默、嘲讽的手法，甚至不惜用‘歪曲’现象以致使读者禁不住对本质发生怀疑的惊世骇俗之笔，用似乎‘不可能’来揭示‘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事物，从反面来揭示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本质；以荒诞隐喻真理”，使读者“透过这一片喧闹、粗野、疯狂杂乱的氛围，从如许似是而非的反语，不露声色的冷峻的嘲讽中悟出那使人困惑、使人啼笑皆非的专横、残暴，那捉弄人、折磨人、像梦魇般使人无法摆脱的荒谬”。
因此我们可以说，荒诞与黑色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戏剧里的一对孪生兄弟。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后一幕》中的几乎每一个事件里体会到。
例如，作为上帝的代言人，阿尔伯特牧师尿出了重水，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招来米洛将他的产品氚注册了专利，还惊动了“小普里克”。一个独立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机构成立了，专门处理这个代号为“威斯康星计划”的案子，总负责人竟然是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间负责“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中将。除特工密探和军队外，还动用了化学家、物理学家、核辐射学家、泌尿学专家、内分泌学专家、肠胃病学专家以及凡能想到的各类医学专家和环境学专家。其中肯定还有昆虫学家，因为后来他们经检查研究，郑重宣布牧师尿重水不是由于他被蚊虫叮咬所致！真是一个科技最发达的国度啊。
再来看看那个将明德宾德和马克森两家结合到一起的惊世骇俗的结婚典礼吧。这两家亿万富翁为了说明“即使在这个国家经济萧条的时期，美钞也俯拾皆是；即便在贫穷的圈子里，也还有浪费的余地”，他们是这样操办婚礼的：向３５００位各界名流和朋友发出用白金制作的请柬，包括总统（他始终没有出席）和第一夫人，８个亿万富翁，３４０个千万富翁，红衣主教，４６家国外出版机构的老板和约塞连等；发出记者证７２０３张，雇侍者１２００人，预备车位１０８０个；食物嘛，仅鱼子酱就买了４０００磅；结婚蛋糕高４４英尺，重１５００磅，耗资１１０７０００美元。装饰方面，购郁金香１１２２０００朵，镀金木兰叶５０００片。这种事情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华盛顿邮报》在评论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大、奢美、华而不实”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对美国的定义”。
然而这么一个“梦幻典范”却是在肮脏污秽到了极点的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里举行的。这种荒唐的安排与迪伦马特《老妇还乡》里那个腰缠万贯的老妪将她与她的“第九个丈夫”的婚礼放在“仓库里举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奢华淫逸、荒唐可笑到了如此地步，人类还有希望吗？“什么希望也不抱”，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人类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他的最后一幕——灭亡。
总统为什么没有出席婚礼？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厅里玩电子游戏机呢。可他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按错了电钮，把美国所有的空中打击力量，包括核打击力量，全部发动了起来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于是太阳变黑了，月亮变红了，港口和附近海域的船都翻了。就这样，不仅约塞连等一批《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人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幕”，人类也像在电影《翌日》里一样，走到了尽头。
结构与语言
后现代主义作品在结构上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不连贯性”。这种不连贯性“在许多层面上都存在，是文艺创作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一种努力。”
《最后一幕》结构松散。它共有３４章，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头、高潮和结局，每章与每章、每节与每节、甚至有的每段与每段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不连贯性，似乎每章都能当“第一章”。这如同七巧板，谁能断定哪一块是“第一块”呢？因为不论先摆哪一块，都可以完成拼摆，一俟拼对完毕，便是一幅作者表达思想的完整的图画。
后现代主义作品在语言方面也有它的明显特点，这里举一两个例子。
文字游戏。约塞连最怕的是死亡，可他又偏偏说自己是已经消亡了的亚述人。这样他的名字Ｙｏｓｓａｒｉａｎ与“亚述人”Ａｓｓｙｒｉａｎ就在拼写和读音上几乎相同了。这对他这个怕死的人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再说他的小名“约约”。ｙｏｙｏ是一种圆形玩具，一般由木头或塑料制成，上面绕一根细绳拉上拉下。不管那个圆形物离开手掌多远，绳子用完它便会顺着绳子回到手里。这ｙｏｙｏ便是约塞连的命运：可怜的约塞连，在军队里他一再往医院里逃，为的是逃出“第二十二条军规”设置的圈套，逃过死亡，结果呢，还得上天扔炸弹；不打仗了，他又进入各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但这和他怕死一再住院一样，无论有多大法力，都没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
不拘一格。文学被认为是高雅的艺术，海勒作为文学大家，对这一点当然明白。但后现代主义却置此于不顾。《最后一幕》里当然有游龙飞凤般高雅流畅的描写和叙述，但也有另一个极端。例如在第十九章里我们就能在某一段的１６行里读到１５个“他妈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里，“‘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它艺术问题的对立，统统消散了。”
王约西
１９９７年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