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主要考虑是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我还想通过此书的写作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一个交代。第一章是对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关系的简要评论，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路径”，提出社会人类学与汉学人类学之问关系存在即问题。第二章总结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理论，但是也试图把它们放在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问题中讨论，其中涉及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将与中国人类学未来面向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章是对被称为“汉学人类学导师”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的评述，其焦点是中国宗族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分析的内在困境j听要解决的是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社会”转入“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方法论和理论独特性问题。第四章评述的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乡民社会之经济人类学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与中国社会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独特性有关，但是，其切入点是“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模式的弱点。第五章概括了社会人类学者对中国宗教和仪式的论述，并力图从这一概括中提出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并主要涉及武雅士（Arthur Wolf）、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萧凤霞（Helen Siu）等人的理论。第六章从近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转变和“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出现观察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危机，重申“汉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理论背景。第七章是围绕“本土人类学”展开的，其前一部分是有关在西方出现的本土人类学潮流的概观，后一部分则是对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评论。通过国内外本土人类学的比较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我试图为中国学界未来的发展提出若干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后，我把有关本人近年研究的介绍和一篇近作放在两个附录中，供了解本人近年力图实验的主要研究取向。 ――王铭铭

本书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1906—1908年在安达曼群岛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民族志著作。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了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特定地域的深入研究”方法，从而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的基本模式。 全书分章探讨了安达曼岛人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和巫术信仰。其中，仪式和信仰的描述和解释占了最大的篇幅。作者依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对“社会”的理解，既反对传统的、历史学角度的民族志写法，又拒绝个体心理学的视角。作者认为，社论进一个独特的事实，它凌驾于个体，无影无形，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制度把自己落到“实处”，这就是一个民族看似无关的各种“文化事项”的使命，也就是所谓“功能”。 本书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作，尤其可以作为布朗本人注重结构分析的人类学思想的代表作。与马氏的《航海者》参照阅读，读者可以比较出功能学派内部两位大师各自学术取向的差异，进而间接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和法国涂尔干等大陆社会学家的复杂关联有所了解。

本书修订后框架保持不变，仍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学、文化和民族志，集中介绍基础假设和概念，它们自现代人类学开端（尤其是在美国，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美国），就推动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接下来，我把重点进一步缩小到文化上（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探究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隐喻和分析，当代人类学家都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他们的灵感、理论和方法论的。在第二部分，民族学，探究了三个跨文化的人类问题：社会性别、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宗教。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东南中国社会在近150年来某些方面的思考。它可以帮助解释近年来已经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社会复合体问题。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是本书的主题。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和广东，因为这一地区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尽管在本书中作者研究的是本土中国，但是他讨论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能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领域。

为兼顾不同层次的读者、作者撰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引言和一篇专业性导论，概述有关女神文化的新知识及相关的神话学、宗教学原理，特别是20世纪女神研究的新动向。全书图片分10个主题：女神的进化、母神的变容、天使与飞天、女神的象征、女蛙与女娲、美人鱼传说、美女蛇幻象、斯芬克斯今昔、爱神与美神、从花神到花妖。 全书图文并茂、出入古今东西，文字富于知识性和哲理性、面向广大读者及人文学者、美术工作者、形象设计师、文学和摄影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