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世纪开始，描述了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经济发展以及宗教对现时代产生的重大影响，着重说明所谓的 现代规划利用技术与经济这两个利器，造成了“一种以侵略性的现实主义，有条理的普遍主义和意义含糊不清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中的人 变得冷漠，消极，不负责任，愠怒不快，自私自利，精神空虚。作者提出应实行“后现代现实主义”，即恢复小社区的务实精神和富有韧性的精神，鼓励公众从事庆祝活动。

本书相信存在着两种现代性：一方面，现代性指的是摧毁我们的记忆、文化和传统的一次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史，技术文化主宰着时代的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民主政体，城市化，普遍主义的进步观，对待技术的乐观态度在欧洲纷纷得到了完成和证实。在另一方面，现代性——这是更为狭隘的现代性概念——观念还指的是美国文化或者说美国化。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美国的史无前例的强大，这种现代性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警惕和反感。如何对待这两种现代性形式？作者提出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这种理论深入到技术系统生活的内部并揭示了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也由此，它的独特品质得以体现。

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作者将分别讨论多元现代性的这两层规范内涵，其中，第一章主要通过梳理康德主义传统的启蒙遗产来对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新左翼”论争及其各自背后理据作一个全局性的学理回应；第二章则在“9·11”灾难的窒息背景下力图规范性地阐述一种康德主义的文化民主观点；随后作者通过阐明多元现代性的历史建构来回应汪晖的中国现代性论说（第三章）；以坚守基本权利来质疑汪晖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评（第四章）

本书集中讨论了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三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通过诸多思想家对文化批评观念的解析，勾勒的西方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轮廓，并对这些思想流派的关系和影响展开了深入分析。

“共同体”这个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 然而，“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 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体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令人渴望的东西，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获得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解决，但我们可以对存在的机遇和危险作出评估，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在本书中，齐格蒙特·鲍曼评估了上述的机遇和危险，并以其与众不同和充满睿智的方式，提出了重新评估的概念，这正成为当前关于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的争论的核心概念。 齐格蒙特·鲍曼是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的荣誉退休社会学教授，当代著名思想家。 本书内容有：坦塔罗斯的痛苦；重新植根被根除之物；分离的时代，或第二种型式的伟大转变；成功者的脱离；共同体主义的两个渊源；承认权和再分配权；从平等到多元文化主义；结果：隔离区；多种文化，一种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