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作者在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即使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之中，人也不能轻易停止存在，人仍然是一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作者将马基雅维里和帕金森的论述与自己原创的理性选择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官僚体制占压倒之势的赞誉进行了全面抨击，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一个官僚机构的内部工作进行理性选择的评估方法，赋予官僚体制中的“政治人”以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利去决策、去行动。本书为后来跟进的难度更大的建模工作和统计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回顾了1931年至1965年期间日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指出了经济意识形态对日本经济活动实践的重大影响。《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是关于那些在战后日本真正地指导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思想家和战略家的第一个认真的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是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均衡转移时的关键。高柏这部充满智慧的书，有力地削弱了西方经济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用他们的模型解释日本个案的努力。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书，它对那些已经忘记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的人们将是一个震撼。

丛书名：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富国的伪善》准确地预言了当下的危机，那是不太合乎事实的，但是这次危机的确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所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批判的对象。《富国的伪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人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探究了古代关涉财产的“基础性”文本，以及19世纪早期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它们的接受情形。这些文本包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理想政体的描述，耶稣关于弃绝和贫困的教义，黄金时代叙述，以及人类从原始公社性到所有权制度转变的其他阐明。在19世纪早期之 前，认真思考过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的，包括政治思想家、神学家和法理学家。作者所涉及的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耶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巴托鲁斯、奥康的威廉、米斯特拉的普莱桑、格劳修斯、普芬道夫、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和蒲鲁东。同时，作者充分论述了权利学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财产权。藉此，作者质疑了这样一个主导性的历史范式：古代世界对权利学说贡献甚微，甚至了无贡献。最后，作者对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权利宣言进行了比较研究，解释了为何法国人认为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而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