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最活跃、最富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艾肯格林和铂金斯的重要著作，主要讲述韩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经验。作者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韩国在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等方面转型所取得的进展，认为韩国已经展现出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完成了从经济增长奇迹到成熟经济体的转变。本书中的很多真知灼见对当前的中国极具启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本书原版在国内经济学界已经小范围建立了声誉，并受到很多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的推荐。预计中译本的出版将会受到关注。

一国大战略很少服务于其全体公民的最佳利益。相反，每项战略选择会使一些国内集团受益，而使其他集团受损。当不同利益的集团分化成对立的联盟时，对外政策的社会争论依照所属党派呈现出两极化。各个政党所选择的领导人将会分担主要选举与资金支持者的当务之急。由此，政府最高层所阐述的大战略首要目标、指导原则产生于国内联盟利益。《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将这些洞见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理论，以理解安全政策的变化，例如国内政治如何改变着1865年至1941年期间美国与英国的对外政策决策。

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更多的既能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材。 本书主要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本书基于定义与研究议题、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以及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四种关联性，力图为学生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 第二，追踪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和分析方法，作者将过去40年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分为“两代”，系统总结了 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学者提出的五大理论（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代”学者在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上变革的总体趋向。 第三，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与动力。本书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入手，对促使全球政治经济延续 500年的结构和动力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主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四，体现 “中国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学术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学者只能是知识的消费者。在作者看来，中国学者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许有许多路径，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过去30年融入世界经济的成功经验进行研究，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途径。

What determines the size and form of redistributive programs, the extent and type of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burden of taxation across alternative tax base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deficits, and the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course of business and electoral cycles? A large and rapidly growing literature in political economics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so far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on the answers and disagreement on the appropriate mode of analysis.Combining the best of three separate traditions--the theory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public choi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political science--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suggest a unified approach to the field. As in modern macroeconomics, individual citizens behave rationally, their preferences over economic outcomes inducing preferences over policy. As in public choice, the delegation of policy decisions to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may give rise to agency problems between voters and politicians. And, as in rational choic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hape the procedures for setting policy and electing politicians. The authors outline a common method of analysis, establish several new results, and identify the main outstanding problems.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维持了年均约 10%的高速增长，但期间也出现了大量“事故”———频繁爆发的矿难、严重的环境污染、恶劣的食品卫生和昂贵的住房价格等。为什么“高增长”和“多事故”会同时发生?“中国模式”的成本和改革出路在哪里?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本书构造了一个“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对这种“高增长”和“多事故”并存的“中国模式”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面对信息不对称，为了财政利益和晋升利益，地方政府会选择与企业合谋（政企合谋），允许企业采取“坏的”生产方式，因而在推动经济 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大量的生产安全事故和社会问题。在第一部分，本书提出了“政企合谋”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煤矿、房地产和环境保护等行业的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揭示了政企合谋是“中国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本书同时还对走私、造假、食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品安全、土地违法、豆腐渣工程等社会现象提供了统一的解释。在第二部分，本书讨论了政企合谋对企业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官员腐败、政府软预算约束、居民收入分配和中国改革前景的影响，进而从制度上指出遏制政企合谋的改革路径，提出了中国走出“高增长、多事故”的“陀螺均衡”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