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美国法学家昂格尔的代表作，它从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社会的转折两个层次上透视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的本质，以极其明快的语言阐述了法在复杂社会中的地位，并为东西方法律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书中在阐述现代法治的形成时，把近代西欧与中国作为对照实例进行比较研究，对致力于现代法律建设的国人不乏启示。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的大师，犹如牛顿之与物理学，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思想家。科塞评价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知识界对韦伯还很陌生的话，那么经过至今余温尚存的“韦伯热”，大家对“祛魅”(Disenchantment)、“理想型”(I deal Type)等韦伯特有的术语已耳熟能详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市场上的韦伯作品层出不穷，但一直不成系统，各个译本的译品亦参差不齐。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的台湾钱永祥等先生合力译出的韦伯作品集，填补了一直以来的缺憾。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社会”与“法治国家”等词汇已是耳熟能详。然而，法律到底是怎么来的？法律的演进过程如何？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到底抵演了何种角色？本书即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作者挟其浑厚的法学与史学素养，从比较人类各大文明入手，深入探讨了“法”的缘起与演化，从纷纭复杂的史实中爬梳举例，阐明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各层面的关系。本书适时的引进出版，我们有理由相信，韦伯关于人与法的如炬洞察和深邃的理论阐释对中国的法治化建设不无意义。

《法律的道德性》的基础是作者于1963年4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做的几次讲座，这些讲座是威廉.L.斯托尔斯讲座系列的组成部分。虽然目前的篇幅比起当初的讲稿来已经是扩充了好几倍，但作者还是保留了讲座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适宜于《法律的道德性》的主题，并且能够包容作者所偏爱的非正式的、经常表现出论辩特征的表达方式。其结果当然是一定程度上的“名不副实”；即使是耶鲁听众出于礼貌的耐心也很难支持他们从头到尾听完这里出现的第二篇“讲座”。

“美国法律文库”是“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 Rule of law Initiative)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翻译百余种图书，全面介绍国高水平的法学著作，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法律图书引进项目。“美国法律文库”著作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法哲学》主要内容：对所有的作者来说，都有这么一个时刻——因为他自己会感到这个必要性——用来整理、了结自己的工作，并且把有生之年的剩余时间腾出来给其他任务。《法哲学》就是笔者对法哲学方面工作的一个总结。《法哲学》是《法哲学大纲》的第三版。第二版仅仅是1922年对第一版的重印，所以第二版上的出版年份写的还是第一版的年份，1914年。当时需要一个新版本，而要彻底改写又是不可能的，但在战争和革命这样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做全面修改的必要性。在新版上仍然标注原版的年份也可以说明，这种形式下的新版并不要求把笔者出版此书时的思想状态体现出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新版是以对全书重新阅读的记录为基础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版本，不如说它是本新书，比如总论11章一15章)和个论(16章一29章)的一些章节就是新收录进来的。在个论中，笔者并没有把对个论的每一方面的对象加以详尽论述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开始研究总论所强调过的观点所指向的对象，并且用一个总论中的实例来检验其正确性。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哲学(Staatsphilosophie)被剔除了出来，就此而言他也与法哲学分开了。即使是在老版中讨论过的部分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改动，有些改动是对以前错误的更正，比如，在法律中体现正义的合目的性(Zweckm igkeit)被赋予了独立的含义；另外一些改动，比如关于意志自由(Willensfreiheit)问题的论述被删除了，这么做，不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段是不正确的，而是因为它在前后文关系中是多余的；还有，许多以前详细的阐述也被缩减了。一些措辞，以及整《法哲学》的论调可能都有所改变，因为当年从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听着很自然的东西，在近二十年之后再从这已然老去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不真实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人会觉得老版(VII)比新版更好，然而，老版离我们并不遥远，新版也并没有替代它，而只是站在了它的旁边。但是笔者自始至终都信奉一种思考方法：“愿意停留在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之前的漫漫长夜中”(拉伦茨，Larenz)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和“将自己当作完全非科学理论结果”(绍尔，Sauer)*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us)，而相对主义没有追赶非理性主义的时尚。当然，《法哲学》中所主张的理 性主义并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被理性(Vemunft)整除而不余一物；它在对终极矛盾的理性揭示中，而不是在非理性的迷雾中，看到了自己的任务。作者还赋予了当代相对主义比《法哲学》第一次出现时更大的意义。因为，相对主义是民主在思想上的前提：民主拒绝把自己和确定的政治观点视为等同，而是准备将对国家的领导委托给任何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的政治观点，因为它没有找出一个衡量政治观之正确性的明确标准，也不认为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党 派的立场。相对主义及其学说认为，没有一个政治观点是可以被证明或者是反驳的。这非常适合抵制在我们周围的政治斗争中及其常见的自以为是，它自称在政敌那里只能看到愚蠢和敌意：如果没有一个政党的观点能够被证明，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而斗争；如果没有一个观点可以被反驳，那么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都应该被关注。这样，相对主义同时给我们传授了对自己观点的坚决性和对相反观点的正义性。 这里的法哲学，1914年作为一个微小的贡献，被归入了当时研究论文的一个系列丛书中，这个丛书是在法哲学研究停顿了几十年之后——这期问只有鲁道夫•施塔姆勒维护着法哲学的旗帜——使其重新开展起来的。从那以后，文献的数量得到了难以估算的增长，因此，笔者也无此能力在此书中把所有文献都深入研究一遍。鉴于在其他教科书(施塔姆勒，绍尔)中有充足的文献说明，我认为也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认为，与其让学习者知道法哲学是什么，不如让他们知道法哲学是怎么样的，我想要让他们少囿于结果，而多引导他们进行法哲学的思考。我要让那些一同的追求者，特别是那些朋友——我最喜欢把他们当作是我的读者——回想起那句贺拉斯(Horaz)的诗： 再会吧，一路平安!你有比我知道的多得多的智慧， 于是诚实地告诉我：不智之处，与我一起体味。

这本书针对的是一般的读者，包括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人、法官、立法者、法学教师和学生，这些学生或许拥有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哲学、经济、政治学、伦理学或者社会学，或他们眼中的法律仅仅是一套规则体系。此外，那些一定的法律规则领域内实际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们也可能成为本书的读者。无论你属于上述哪一群体，法律科学都将使你满载而归。 这本书凝聚着作者70年的学习经历和55年教授法理学的心理。她也是作者几年来从事法律实务和担任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切身体会。因而，作者在写作中时刻注意着那些在当前活生生的现实法律秩序中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克服了时空上的困难，使得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并且通过归纳入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总结了各种可能伤害生命和身体的侵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