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主要内容：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陈年老酒一样，借助时间发挥出来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一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与《民主与不信任》同为司法审查理论方面的力著，相对于前者对于司法审查正当性的辩护，本书对于司法审查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简而言之，本书几乎将所有对司法审查批判反省的理论观点，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直言要废除司法审查权，即不准法官对于国会通过的法律宣告违宪，要将宪法从法院手中拿走。本书作者为批判法学代表之一，耶鲁大学法律博士，1972-1973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的助理，后在威斯康星、乔治城大学担任法学教授，专长宪法与法律史。本书为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In this wide-ranging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legal scholar Bruce Ackerman finds a vital source of renewal and strength in the "dualist"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tradition. He examines the transforming impact of popular movements on higher law, and reveals how these exercises in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differ from the normal politics practised by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Planned as the first of three volumes, this book aims to put the Reagan revolution into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to redefine America's civic commitments for the future. It cuts through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founders" as a way to discover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recognizes that the great and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required for action by the people have not been confined to a single inst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本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常常是极富启发的探讨，即宪法解释如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实质性选择，而不仅仅是文字的编制事务 ……《解读宪法》提醒我们：我们对宪法解释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种朴素的状态中 …… 在近来尝试正当化、维护并扩展沃伦法院之工作的众多著中,却伯和多尔夫的书是其中一本非常清晰有力的作品。” —— 凯斯·桑斯坦

本书为美国宪法史上一部经典著作。作者对制宪会议的卓负声誉的叙述，对当时的各种情况、各种信念以及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提供了生动的分析。作者利用他对制宪会议每日详尽记录的知识以及其他宝贵的材料，例如重要代表之间的私人通信，威廉·皮尔斯的敏锐的对其他表的性格描写，当时的小册子，以及代表们对他们自己的政府所作的报告等等，对这些历史程序作了鲜明的刻画。

听说，有位律师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在大学里所受的法学教育：“我学的那点东西早已经还给老师了。”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想从事法律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有点儿坐不住的感觉，这倒不是说法律教师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职业荣誉感的共同体，而是说恐怕每个教师都会害怕自己的学生某一天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时代在变化，知识也在更新，法律在修改，可我们传授给学生的是什么呢？我们传授什么样的东西，才不至于让学生在多年之后有“全都还给老师了”的感觉呢？看来，在给学生讲授那些可变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条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传授给学生一些不易改变的法理。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法理”绝不是我们在法理学教科书里学的那些东西，而是渗透于法律、支撑法律的“道理”。这样的法理往往不是在“法理学”课堂上学到的，而是在部门法的课堂上学到的。 　　在民法传统的法律教学中，对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的分析和注释一直是探索法理的重要方法。这样的“法理”往往是由立法者抽象出来的普遍之理。当法律运用到具体案件中的时候，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案情、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书本上的普遍法理往往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真正的法理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针对具体案件的道理——毕竟，从事法律职业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的案件。如此，这些年来法律教育中一直在呼吁引进美国的“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对“案例教学法”的理解却一直处于某种误区之中，以为“案例教学法”是在讲授法条的时候增加一些具体的案例，由此增加对法条的形象化和具体化理解。这倒颇有些像现在媒体中流行的“以案说法”。 　　真正的“案例教学法”建立在判例法的基础上。“案例教学法”是从具体案例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找出法官所发现或者公布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正是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可能法律规定没有变，案件针对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变，然而也许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甚至是法官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法律推理的变化，最终决定了法律判决的变化。因此，从判例法中，我们找到的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法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具体的案件中体现的从来都是辩证的法理。这种辩证的法理所坚持的不是形式正义，而往往是实质正义。在“判例教学法”中，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它关心的不是最后判决的胜负，而是法律推理过程。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普通法法理学中诸如“技艺理性”、“实践理性”这样的核心概念，才能理解波斯纳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在仔细阅读美国宪法判决之后，怎么还能相信法律具有科学客观性这样的说法呢。 　　因此，“判例教学法”真正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推理的技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学说不过是为法律推理准备的工具箱而已。当然，法律推理技术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但那是一种“know-how”的知识，而不是“know-what”的知识：你脑子里记住了一百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可能都不会进行最简单的法律解释。这种“know-how”的知识必须亲身演练，就像理科生不断地做练习题才能使得定理公式烂熟于心一样，法律推理技术也只有考反复研习不同的经典判决才能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