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政治阅读是把小说放在社会学范围及其意识形态表现的交接点上，是把言语的功能和精神范畴内的游戏联结在一起，把具体化的表现体系和社会政治面以及文学形式面联结在一起。本书由世界的感知与再现，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引入，历史、神话和书、神话与写作四部分组成。通过把小说的政治阅读理论应用于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本评论被视为意识、历史、文学阶段的“新小说”。

1960年的“历史动荡”时期，他们应征去阿尔及利亚参战。两年后，贝尔纳、拉布、菲弗里埃和其他一些人回到了法国。他们沉默无语，他们经历着他们的生活。 但是偶尔只需有一点点随便什么，冬季里的一个生日聚会，一份从衣兜里掏出来的礼物，就能让往昔在四十年之后突然冒出来，进入到原以为能将它忘却的那些人的生活。

巴黎的植物园在其博物馆、玻璃温房和动物园中集中了数百种矿物、植物和动物，散步的人每天走过小径时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 小说植物园把一个人于本世纪各时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零碎生活片段混杂在一起。但是人们不会弄错：书中的每一元素都如同在一部自传中那样与作者的亲历密不可分。

让・艾什诺兹写的是一些人称“边角废料”的离奇事件：《切罗基》中的鹦鹉，《出征马来亚》中的假公爵的命运抗争，《高大的金发女郎》中屡屡推倒男人的神秘失踪女。在这些故事里，爱情、侦探、冒险总是一种过度切分的语句以及滥成灾的各种比喻恶作般地纠缠在一起，然而每一个细节又都是精心雕琢煞费苦心。这种由太多废话堆砌出来的杂货铺、语词工场，并没有吓坏早已领略过新小说的艰深晦涩的读者，

“一切开始于下雪的一天，巴黎花街，1979年1月9日。” “一切停止于一个灰暗的上午，在特鲁维尔的一条大街，2001年4月2日星期四。” 在两个句子之间，让·艾什诺兹回忆了二十年间充满矛盾的感情故事，故事发生在他自己——这个总是谨慎小心、对动词精打细算的人，与另一个人——语句严格节约和个人情感保留的践行者之间。在餐馆，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或是在他们一起巴黎散步的过程中，某一天他们发现彼此趣味相投，而实际上他们像共同维持着一种无声的对话，只交流必要的东西，甚至他们之间很多东西不言自明，它们几乎总是遵裓暗含的秩序。 ——让-克洛德·勒布伦

离开他的妻子并不是全部，还得走得更远些。费里斯・费雷因此起程前往北极转了一圈，在那，大浮冰围信的一个宝物等了他半个世纪。 艾什诺兹是位逃避的小说家，似乎他从未停止用动词“出发”的所有形式以及它的所有变体给它变位。他的作品是抛弃、决裂以及失踪的最高点。那些人物奔跑着，漂泊着，寻找着。那些精疲力竭的女人和那些极端敏感的男人走向何方？然而当人们跃入空里，得当心别被系在一条橡皮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