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剧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本书以暖红室复刻凌濛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并结合了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由久负盛名的岳麓出版社出版，包装精美，是戏曲爱好者阅读、收藏之佳品。 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户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 《西厢记》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不多。元人钟嗣成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明初贾仲明则给他写过一首吊词：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台台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从词里提到“风月营”、“莺花寨”的情况看，王实甫很可能是常与歌妓艺人生活在一起的“书会才人”，他的《西厢记》，在元明之际已被认为是“天下夺魁”之作。 据我们判断，《西厢记》大约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它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这篇小说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展示了唐代社会负心男子“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到了北宋时期，这篇小说被收进《太平广记》，传播更广，苏轼、秦观等著名诗人对它有过题咏，并且成为民间说唱的题材。金代董解元写了一本《西厢记掐弹词》，他不仅丰富了《莺莺传》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赋予莺莺和张生以全新的面貌，强烈地突出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法的主题。在元代，戏剧勃兴，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唱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写成了“天下夺魁”的剧作。 在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婚姻要服从家族和政治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禁锢青年的枷锁。王实甫《西厢记》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首先在于它正面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希望青年男女能够打破封建礼法的牢笼。在戏里，王实甫以生动活泼的笔触，揭示了封建礼法的维护者和争取恋爱自由的男女之间尖锐的冲突。老夫人是疼爱女儿的，但她更注重维护“家声”，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辱没了家谱”。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宣称要把莺莺掳去当压寨夫人的时候，从“家声”考虑，她不得不表示愿意把莺莺许配给声称能够以计退贼的张生；等到贼兵退了，从“家声”考虑，她便不愿意承担诺言，演出了“赖婚”的一幕。而后来张生、莺莺明来暗去，生米煮成了熟饭，她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也是因为担心“家声”受玷。很明显，主宰老夫人的行动的，正是在封建礼法遮盖下的家族利益。王实甫环绕着老夫人三番四复的变卦，揭示她的性格实质，给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在男女青年不能自由恋爱的情况下，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莺莺爱起来了。他们在佛殿相逢，一见钟情；他们在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后来发展到传书递简，跳墙赴约，西厢幽会。这一幕幕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行动，不知使多少卫道先生咬牙切齿，乃至把《西厢记》列为“禁书”；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它是在封建礼法夜幕下使人灵魂震撼的闪电。 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所处的不同环境，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一介寒儒，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勇敢的。莺莺作为相国小姐，表现就不同了，她爱张生，却又躲躲闪闪；她要依靠红娘的帮助，却又想瞒着红娘，不肯让红娘晓得她内心的秘密。王实甫细致地刻划莺莺在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变化，使她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也让观众看到青年男女要战胜封建制度是多么的艰难，他们固然要敢于突破种种世俗偏见，还要挣脱自己在心头上的枷镇。我们认为，王实甫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洞察不同身份教养的人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正由于《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是以人物的性格冲突为基础，因此显得特别富有生命力。 《西厢记》的语言，本色与文采交错，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在这里，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应从喜剧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才可以准确地理解它的艺术魅力。

本书是大学生必读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为依据，收录了著名作家王实甫先生的杂剧《西厢记》。 本书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及学术性，该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供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阅读收藏。

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是公认的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作品之一。它自问世以来，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评点，其中以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评点本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金评本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于读者深入理解欣赏这部剧作的精髓所在，有很大的帮助。为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此次整理出版金评本《西厢记》，特搜求荟萃数百年来与之相关的珍稀版刻插图，使图文互动，以期给读者在阅读时带来更多的审美关照。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