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笺证》内容为：《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而且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而且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而且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且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的结构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所谓“本纪”，共十二篇。《太史公自序》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其中的前四句，应该是指整个《史记》的时间跨度而言，五部分都是如此，不光是指本纪。“科条之”三个字才是谈到了“本纪”一体的特点。“科条之”就是提纲挈领地记述国家大事，因此我们也可以简明地说，“本纪”就是一个时间段的大事记。既然“本纪”是大事记，那就必须以当时社会上那个最有权威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生平年代为顺序，而这个人物通常情况下就是当时的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等之列为“本纪”就是如此。但也有时某个人物虽然在名分上不是帝王，但他实际上却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人物，司马迁尊重事实，不看表面，这就是项羽、吕后被列为“本纪”的原因。有人认为《秦本纪》叙述的是一个诸侯国，应该和齐太公、鲁周公一样降为“世家”，这话不无道理。但《秦本纪》如同是《秦始皇本纪》的“前纪”，因为它的时间长、内容多，所以才没有像《殷本纪》《周本纪》那样把该朝开国帝王以前的许多远祖都叙述在该朝开国帝王的前面，而是把它独立了出来。形式上虽然独立，性质上仍同于《秦始皇本纪》的上篇。而且秦国自孝公以来，在战国诸国中的地位，已经与其他诸国不相同了，司马迁的这种看法也表现在《六国年表》中。如果照有些人所说，读者要想按时代顺序读秦朝的历史，那就要先翻到后面去读一篇“世家”，而后再翻回来接着读《秦始皇本纪》，这就是片面追求形式的结果，而司马迁是重实质而不重形式的。

本套丛书择取的是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史作品中最光辉灿烂的精华，它们不只文采斐然，更代表了所处时代思想先声。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思想先声。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与才力对这些经典作品作出了深入浅出的注翻译、串讲与评析，引领读者进入更高远广阔的文史天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大书，在历史和人文领域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伟大、博大、雄大、壮大都不足以形容它的至广大和极深远。它开了纪传体通史的无河，成为后世正史体例的典范，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书对《史记》作了深入浅出的注释、串讲与评析，引领读者进入更高远广阔的文史天地。该书评释精当，图史结合，可供广大青少年读者及《史记》研究者阅读。

“中华经典藏书书系”，内容经典，形式精美，全面体现“经典藏书”理念。 该书简介：《史记》为其中之一。 《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 本书是为了满足现代广大读者阅读这部巨著的需求推出的节选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核校出注、翻译，具有较高的准确性，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收藏《史记》这部巨著。

《史记•五帝本纪》是我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第一篇，记述了从黄帝至尧舜时期的远古历史。作者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五帝本纪》进行了深度讲解，系统梳理了有关五帝时代及上古史研究的争论与探索，以启发读者对中华文明起源、上古史研究等问题的思考。20年前，作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由此引发的讨论至今不绝。故本书附录收入作者《走出疑古时代》及相关文章。“后记”中，作者推荐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阅读书目。 作者李学勤，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献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等。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抑郁与超越》为逯耀东教授毕生研治《史记》之心血结晶，也是近年《史记》研究的最新力作。 司马迁身处汉武帝这个变动空前的伟大时代，父子两代任太史、久处权力核心之内，基于其学术养成，太史职责、父亲遗命与自我抱负，乃有《史记》的撰作。但在撰写之际，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的摧残和压抑；如何超越现实桎梏，避免触犯时讳，真实保留历史记录，是司马迁面对的难题与考验。 作者通过对《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的深入解读，以及寻绎史公在《史记》全书中的架构安排、篇章联系、撰写方法及个别纪传的背后深意，抽丝剥茧，描绘出司马迁如何借由《史记》的传世，既抒发满腔抑郁，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细读《抑郁与超越》，可以看出作者治史之深广与精细。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一百三十卷，其记载始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时期，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959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中国历史典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此修订本历时8年，是二十一世纪最新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准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