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家中的翘楚，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思想史的影响无人能及。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乔纳森•巴恩斯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及个人理解，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印象的亚里士多德。作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还原到历史背景中，探究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研究、逻辑学发现、形而上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与诗的思想。

据说亚里士多德曾考察并记述了158个希腊城邦的历史与现状，《雅典政制》是其中惟一残存下来的篇章。

《诗学》立论精辟，内容深刻，虽然篇幅不长，但气度不小，无疑是一篇有分量、有深度的大家之作。《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悲剧的功用，情节的组合，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等。《诗学》提出的某些观点――如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的观点和诗评不应套用评论政治的标准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创新意义。这篇不朽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一种新的、比较成熟的诗学思想的精华。 《诗学》强调了诗的“自我完善”，却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剧的存在、兴盛和趋于衰落的社会原因。悲剧人物固然应对自己的抉择（或决定）和行动负责，但在某些作品里，命运（moira）的制约或神的催动是导致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原因。《诗学》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诗学》肯定了艺术在开发人的心智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使人“认出了某某人”――作者放弃了一个极好的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艺术摹仿有益于深化人对自我以及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