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以交叉学科为背景，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土化、法律专业化、市场与法律的替代问题，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论等。其学术背景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阐释学、语言哲学等。以力求从平易中展现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到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来，并融合进中国法学。

本书对民事纠纷的处理进行研究，作者致力于整合法律经济学的、社会学的以及博弈论这三种关于社会生活世界的看法。

新版序 一本10年前的著作重版，是好事，也是坏事。 对作者也许是好事，意味着北大出版社认为该书还有些商业或其他价值；而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就意味着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有点价值。但这个价值是什么？是书写得好吗？而所谓“写得好”，又是什么意思？ 校订之后，我发现，也许重版的主要价值在于，本书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本书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对于一般所谓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这好像是一个成功，一种安慰；但由于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文本——的意义从来是社会需求构成的，对一个希望以学术研究来参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失败，一个悲剧。我渴望速朽。毕竞10年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10年来的司法改革，中国基层的司法还是有了不少变化。10年间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文字，触及了这些变化和问题。①概括说来，大致有： 1.中国基层司法，特别是在农村，变得更为重要了。由于包括立法和司法自身在内的多种社会原因，目前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人们诉诸司法解决纠纷更多了；人们对司法的期待高了，但失落感也更多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令纠纷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人们交往的对象更多变化和更为多样，纠纷增加了；由于人际关系的变化，即使在农村，调解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也明显下降；即使农村的案件类型也变得不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纠纷中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因素；即使在偏远的农村，离婚案也更多由女性提出；因车辆、机器、电器引发的各种人身伤害已经完全改变了侵权纠纷的类型；涉诉上访的问题变得很突出。

本书系出自国际知名法学家笔下的比较研究和经济教训的反思与批评，触及当代世界各地宪政实施与发展中的一些带有普泛性的棘手问题，颇为启人深思。分为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分权等学说。对于我国宪政制度建设的实践者们，当不无借鉴意义与教益。

911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措施：监听公民的电话、联邦调查局查阅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建立军事法庭审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疑恐怖分子，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挤压了长期和平时期美国宪法保证的、民众已习惯的公民自由。由此提出了一个关键性两难，在一个恐怖主义对公民自由 和安全的威胁增大的时代，能否以及如何平衡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利益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冲突？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 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在严重恐怖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其必要而是正确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宪法必须保持其流动性和可变性，回应当前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在安全紧急时期法院和法律的回应有重大局限性，必须允许政府以某些未获法律授权的行为来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 公民宪法权利必须在燃眉的情境中作实用主义调整，美国宪法从来不曾，也不应是一份为法条紧捆的自杀契约。

所谓“法理学”，作者指的是对所谓法律的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的分析。就其总体而言，法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其运用的视角，都与法律实务者的日常关心的事相距甚远。法理学的问题无法参照常规法律文件或依据常规法律文件的推理予以解决，它运用的视角也无法简约为一些法律学理和法律推理。许多法理学的问题都遗跨越了学理的、时间的和民族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