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书中所记录的人与事的时代顺序排序，《良友》第6辑《幸福天上寻》可以说是中国半个世纪的生活缩影，从50年代的“反右”（民主统战人士的遭遇）、“文革”、青海建设兵团、到“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80年代的“理想年代”，直到当下的生存状况，尽管每个人的记忆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但却都真实地呈现了每个不同年代的历史烙印，“幸福天上寻”这个书名也就有了另外的寓意。 该辑《良友》有两篇长文，一篇是《机关大院的故事》，一篇是《〈读书〉十年•1987》。前者三万多字，后者七万多字。前者记叙的是北京一个民主人士生活的大院里的故事，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在作者张华的记忆里，“大院中活着的长辈已寥寥，曾经的玩伴不少也都离去。他们却始终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一幕幕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看多了，心凉了，内心刻满深深的恐惧，犹如不愿做的噩梦始终徘徊难去，偶尔还会将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后者是原《读书》编辑扬之水当年的日记，尽管题目标明是她在1987年的日记，其实还有一个小小“引子”：日记是从1986年12月15日开始的，因为那一天她正式去三联书店上班，第二天就到了《读书》编辑部。1987年的日记也是到12月15日，对作者来说，正是她在《读书》十年的第一年。正因为是“《读书》十年”的第一年日记，意义自不同后来，从日记所写的详细和态度上，当和“习惯了此一工作”应有所不同。“老沈一清早来送稿子，并以本期几篇稿子为题，向我大谈《读书》的办刊宗旨，反复强调：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又和他一起往赵一凡家贺乔迁之喜，编辑部的几位先到了，赵一凡的夫人正坐在楼梯口的油锅前煎藕夹……”这是作者的一则日记的片断，从这片断里当可读出扬之水1987年《读书》日记的特点所在：真实性和可读性。等于以《读书》为舞台，80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周昌义的《文坛那些事儿（3）》在该辑里是其长篇对话的尾声了，主要谈的是关于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出版过程和《当代》如何处置王蒙的长篇小说《疯狂的季节》。从周昌义的调侃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人文社大牌编辑如何把握和操作一部小说的故事，尤其是“为什么要出”和“为什么不能出”的区别，而他的对话也时时一针见血，譬如：出版社出书，第一看市场，第二才看好歹。《尘埃落定》遭遇退稿的时间，应该是1995、1996、1997那几年。还记得不？《废都》和《白鹿原》及陕军东征是在1993年。那以后，长篇小说有了赚钱的可能。但对于大多数作品来说，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绝大多数作家，还只能自费出书。还有，《废都》和《白鹿原》开拓的纯文学市场，只适用于《国画》和《沧浪之水》这一类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不适用于现代主义先锋们。《白鹿原》对于火爆了近十年的现代主义先锋们其实是丧钟，那以后，一切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维和正常人的口气讲故事的这主义那主义都被正常人视为“神经”，开始了永无休止的盘跌。九七年前后，恰恰是他们最凄凉的时候，坚持跟他们一起“神经”的期刊都开始了跟他们一起凄凉的绝路…… 如果说周昌义所谈是人文社如何出市场叫好的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么，戴煌的《一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则性质和意义完全不同。戴煌所回忆的是自己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与出版该书的过程。1998年5月，该书第一次印刷就达15万册，各地的盗版就更多。但该书的出版却是充满了波折，在作者的记忆里仍记忆犹新： ……尽管经过磨难，中国工人出版社于2004年7月再版了这本书，而且在扉页上加印了1986年4月25日胡耀邦致南阳武侯祠的联句遗墨：“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同时，也把原版上就有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同志在1997年12月1日题写的《致戴煌同志——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墨迹加以重印：“乱世冤案苦海深，众生得渡思山恩；感君十年磨一镜，明月清泉昭雄魂。”…… 《良友》第6辑的书名“幸福天上寻”来自书中的一篇作者署名为“苦丁”的文章，该文副题“表妹武真的寻梦路”。武真是2008年1月28日在北京不幸被抢劫遇害的年青记者，苦丁的这篇回忆记叙了武真从一个在济南读书的大学生到去北京寻找她的理想的成长历程，但在文后，苦丁的心情更是矛盾的：因为想到武真，我更多地被悲痛占据着。写到现在，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写这样一个文字了。记录伤痛，记录绝望，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但是，我还是忍着悲痛写了。而写了这么多废话，却不能表达我对表妹武真的悼念之万一。只好还是引用《中国经营报》武真的那些同事们为她写下的悼念诗歌，来表达我对武真的痛惜与悼念吧：“再见，我们的玫瑰，永恒的24岁。生命在严寒中凋谢，事实让人无法忍泪。天真的笑靥，绽放的青春。一切的美好，永恒的24岁……” 该辑《良友》中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这就是蔡朝阳的《我所认识的范美忠》。汶川5•12大地震后，“范跑跑”成了网络上的“明星”，更成了教师道德底线的争议“标志”。这篇蔡朝阳的“旧文”告诉了我们范美忠如何“一路走来”，在蔡朝阳的描绘里，“失败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如何面对“物质生活”，又是“为什么流浪，流浪到远方”，这一切也昭示着从“网友范美忠”到网络上的“范跑跑”有着内在的存在逻辑和生长缘由的。而傅国涌的《“语文小报”与我》则记录了他成长年代的一段珍贵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追求者的成长档案。 另外，《急诊科医生的手记》（陈阵）、《父亲的工棚》（吴佳俊）给我们留下了当下社会的个人记录，民间与底层的生存总是在“证明”着文学虚构的苍白和无力。王立玮的《向西，向西，向西》所记录的是当年青海建设兵团里的青春悲剧……

本书是《〈读书〉十年》系列的第三册,记叙作者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调离《读书》编辑部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另附录关于《读书》杂志的旧文两篇.最后为全三册的人名索引,收录人名一千二百个,以方便读者检索.

《曾有西风半点香》是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课题。本书内容是对佛教艺术名物的考证。鉴于以往与佛教有关的艺术品名称及器物名称皆限定于汉译佛经，很多器物和艺术形式都无法与实物对应，也没有发源和流变的踪迹，所以，作者从探索佛经和佛教文献中那些孤立枯燥的名称开始，寻找并发现具体的图像，进而追寻图像从原生地到落脚点的“行走”　路线，以及在“行走”中，如何因为所经历的不同地域而一路不断添加的种种情节。 本书的特点是搜索了大批非常难得的敦煌洞窟以及发掘的古代墓葬的壁画材料，在排比这些材料的年代和地域时，结合文献资料对课题作出缜密而有说服力的结论，对佛教史和艺术史都有很大的意义。 作者的研究特点是非同一般的细致和严谨，所有的材料和图片都亲眼见过，为此作者亲自去敦煌、西藏、印度和阿富汗考察，绝不为图省事而使用不可靠的材料，而且凡所使用的材料都一一考订出处，所以本书作为一本研究专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明代金银首饰的类型与样式，以全盛的面貌刷新了金银首饰领域的历史，用金银珠宝经营出来的奢华之色，因它的纹样之丰富与制作之精巧而成为书写于盈寸之间的一叶艺术史。本卷以文献、图像、实物互证的方式为首饰定名，以此揭示一器一物在社会生活史中自身的演变史以及蕴含其中的设计意匠，蔚为“奢华”的种种之 “色”，因此而可触可感，其中所包含的种种故事，也因此有着构成历史细节的实证意义。

本书主要由“琴棋书画”图：雅与俗的交汇和分流、马和之诗经图、从《闸口盘车图》到《山溪水磨图》、物中看画、山水有情、物恋等文章集成。人各有所长，人各有所短，诚如作者所说，她自己“无论读诗还是读画，我都缺乏敏锐的文学艺术感受力，也完全没有理论的指导，所关注的只是诗中与画中的‘物’。缺乏者，自然是‘短’；关注者，勉强可以算作‘长’罢。”这本书，不啻为作者自己所短与所长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