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是近年来中国历史方面的重磅力作。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历史佳作。 丛书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国内学者许宏、罗运环、王子今、黎虎、阎步克、邓小南、姚大力、李伯重、步平为中文版作序推荐。

这本书记录的人物，或许将是日本最后一批传统手工艺者，他们和他们的祖辈千百年来取法自然，用树皮、藤条、篠竹等天赐之物编织布匹、打造工具、维持生活，由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这些精巧的手工技术濒临灭绝，匠人们依靠双手世代传承的宝贵记忆也终将无处安放，著名作家盐野米松二十余年来走遍日本，倾听和记录下了不同业种的匠人们的生活，本书选取了其中十六位手工艺人的访谈，系统而忠实地呈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处境和精细美妙的作品 本书纪录片式地呈现了： 最后的宫殿大木匠 在心中供养漆树的刮漆人 一百根芭蕉织出的一匹布 全日本最贵的源次锄 像一片竹叶的平田舟 一百五十年保持同一形状的满山钩 从木中取丝的椴木织 柳条饭盒 豆腐篮子 …… “我是怀着一颗幢憬和向往的心灵，观望过匠工们做活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也是为这些职业不复存在而深感遗憾的一代人的代表。出于这种感情，我用了不短的时间和多次的机会，寻找走访了现存的一些匠工和他们的作坊。听他们讲故事，看他们视为生命的工具。” ——盐野米松 “我们是靠手来记忆的。” ——竹编手艺人 夏林千野

本书是作者近年的散文结集，以回忆为整本书的基调与主题。《虎坊路甲十五号》《农展馆南里十号》，以特定空间为对象，追忆往昔岁月。前者写的是作协干部宿舍,后者写的是文联大楼，记录下作者在成长及工作岁月中难以忘怀的若干人物与几段往事。作者从事出版十余年，打过交道的作家不可计数，《我和我的作者们》记录下其中印象深刻的几段过往。《消夜的繁华旧梦》《老城门边的私家地理》，分别以北京的消夜场所及老城门为记述对象，私人记忆与社会变迁相结合，折射出近一二十年北京城的气氛流转。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霎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杨葵

作为哲学家、学者、作家兼教授的胡适，不仅其诗其文对当时或者后世有一定影响，其演讲艺术亦因有独特的风度而受到学者的普遍赞誉。本书取自其演讲录音，贯通胡适前后各个时期，并配有CD。 目录如下：谈谈实验主义（1919）、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打破浪漫病（1928）、中国禅学的发展（1934）、《水经注》考（1952）、搜集史料重于修史（1953）、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1953）、科学的人生观（1930）、工程师的人生观（1952）、提高和普及（1920）、书院制史略（1924）、大学的生活（1958）、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1960）、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1962）、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传记文学（1953）、白话文的意义（1954）、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 胡先生雅善言词，而且善于恭维人，国语虽不标准，而表情非常凝重，说道沉痛处辄咬牙齿地一个字一个地吐出来，令听者不得不信他所说的话语。他曾对我说，他是得力于《圣经》传道的作风，无论是为文或言语，一定要出之于绝对的自信，然后才能使人相信。——梁实秋 我在康奈尔时代，演讲的地区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的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演讲，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胡适 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李逵打死殷天赐”，就这样地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我们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班人都得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诸位先生，都是来自各地，来自不同的区域，最早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没有受过白话文学的训练，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没有给你们开学堂，给你们辅导白话文学，大家却都能够用白话写文章了。不过，我们与白话文学也有一点关系。1915 年，我在外国做学生的时候，就同许多同学，通讯讨论，打笔墨官司，后来这笔墨官司的一部分，在《胡适文存》里面也发表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本，里面发表我一篇自传，叫作《逼上梁山》，我把当时在国内的许多通讯发表出来，现在那一篇文章放在台湾版的《四十自述》的后面做一个附录（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一册《四十自述》第97 至第131 页）。我那自传在那个时候——在打笔墨官司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要怕没有标准的语言，没有标准的国语，没有标准的文学的国语，没有标准的国语的文学，不要紧。我们就是规定标准文学的人，我们的创作就是规定这个国语文学标准的人，不要怕。没有一个人要把每一个字都要看标准国语字典才能做文学家，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初就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实在说来是不错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不是我们几个人创造的，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的，演变下来的。一直演变到现在可以说是最了不得的、最合逻辑的、最简单的一种文法的语言。同时呢，在这个七八百年当中，尤其在这个四五百年当中，有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这一类伟大的小说以后，我们有一个文学的标准国语，文学的标准国语就是标准文字。说这一个的“这”字是怎么写法，那个的“那”字是怎么写法，诸位要想一想，在那个语言还没有标准的时候，这些小说没有通行之前，要看到宋朝的《高僧传》，和尚的语录里头用白话，比方说“呢”字——你肯不肯“呢”？现在用尼姑的“尼”字加“口”字就够了，古时间的那个“呢”字怎么写呢？想不到的，古时间的“呢”字是用渐渐的“渐”字，那就困难了，在底下加个耳朵的耳字，那个字读起来，你看多么困难！再比方你们我们的“们”字，现在容易了，“门”字旁加个“人”字，这个“们”字，古时间就没有这个东西。当时有的人用“满”字；后来用每一个人的“每”字：“我每”、“你每”、“他每”；到后来，才标准到我们的“们”字。当初不单是我“们”、你“们”、他“们”没有，我面前这样的桌子也是没有的，播音器也是没有的，这样的杯子也没有的。后来，“人”有了，“兄弟”有了，“姊妹”有了，“学生”有了，“朋友”有了，这个都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回头想来，那个时候造个“们”字，造个数目字的多数，也是很困难，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们这个几百年的小说家，就是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公式，乱抓汉字，把汉字拿来写白话，写他们的白话的作品，写他们的活的文学。这样说起来，说破了所谓文学革命，是一个钱不值。简单得很，“白话”！就是“汉字写白话”！就是我们几千年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语言，活的语言。这个几百年无数的无名的作家做的这些评话、儿歌、情歌、戏曲、小说都是了不得的东西。 ——选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董桥写自己所藏的新旧清玩，这些有生命、有故事在里头的文人宝贝：如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葫芦，张充和的书画，林青霞的新书……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是清玩，更是人物，淡淡地栖身古雅的人物。他的散文是日常的叙事，平淡、平常、平实，清新可读。 在这个文字日渐粗糙化的年代，董桥把玩诗词、古画、闲章、羽扇……文字精致圆熟，具贵族的优雅逸致与文人的婉约多情。

作者说，活了四十多年，与多少人相遇。有的仅一面之缘，即成永久陌路；有的定期交集，却从未用心留意；有的以为相知甚深，细想却不尽然。某日一念及此，开始素描其中一二，不想一发不可收拾。 全书收录五十篇短文，速写貌似陌生的熟人，以及貌似熟悉的陌生人。只勾勒大模样，重神似，不强求齐备。其中或另有含义——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曾有这样一些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