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中心是人物的活动，由学人而见学术。所谓学术史与学人的历史，二者之间，分别显然。前者偏重于专门史，后者则以学人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一是了解前人已知，如何知，为何如此这般认知，避免以不知为无有，或拾人唾余，或重蹈覆辙，以致无知者无畏。二是由学人而知学术，历史人物形形色色，而人有思维行为两面，由学人见学术。三是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学人亦为社会一份子，既有一般体验，又有独特感受，其思维行为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牵连广泛，与整个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关。 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以及新式学堂教育的制约，分科治学，已成体制。新锐学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其实分科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发生，还有待研究。在书中，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于民国学界的老辈，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等亦有不同的解析。 本书作者为国内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已为学界认同，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本书征引资料翔实可靠，论述精辟平正。

本书论述了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其最显著的主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

20世纪初，夏曾佑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在夏曾佑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新观点、新体裁写出了新式的中国通史。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更大，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上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书舶庸谭》为董氏多次赴日所作的访书日记，书中录有大量日藏中国戏曲小说，其中多孤本善本，尤为学界所重。该书有四卷本和九卷本，四卷本为1930年赴日访书日记。后又多次赴日并加续作。1939年，董康在四卷本基础上合以续作，增补修改，厘为九卷，署武进董氏诵芬室刊行。1940年又加以重印，补加傅增湘序一篇，并附《课花庵词》。这次整理，以庚辰（1940）重印九卷本为底本，参校四卷本及相关资料，删去所附《课花庵词》。书后附书名索引，以便检索。

《观堂集林(附别集)(套装共2册)(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生于浙江海宁。清未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做过南通、苏州师范学堂的教习，并任职学部。辛亥革命以后，主要是在大学裹教书，晚年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一九二七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年五十岁。

《积微居读书记》共收杨树达十一种读书笔记：读《尚书》、读《左传》、读《国语》、读《后汉书》、读《庄子》、读《荀子》、读《商君书》、读《晏子春秋》、读《吕氏春秋》，另外还有两种读《说文解字》遥笔记——“《说文》求是”和“声训杂记”。这些笔记引用了大量而丰富的资料，或对原书提出校订意见，或对诸家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可为读者阅读古书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