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这一研究不仅是传统的关于历时政区沿革的考证（纵向），而且对同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做出复原（横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的复原以详细至逐年为尺度。全书分为12卷，包括总论、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五代卷，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中华民国卷。 在掌握传世与出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最大可能地反映历史真实。全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而由于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很大，在正式政区以外又有准政区的形式存在，加之政区层级、幅员及边界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程度不一，因此各卷又独立成书，其考证过程和编写结构有各自的侧重点。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各卷作者在相关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全书的写作也倾注了十余年之功，希望能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本卷依据《明史》、《明实录》、《明会典》、《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等史书及大量的地方志、文集、笔记等资料，对明代地方行政区划的主要构成即作为正式政区的布政司系统，以及作为非正式政区的都司卫所、总督巡抚的设置和辖区变迁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尤其是首次全面复原了明代特殊的“军管型政区”——都司卫所的设置全貌。 全卷共分三编，在考证政区设置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变化趋势及特点作出归纳总结。 第一编对明代正式的高层政区一一布政使司，即通常所谓的“两京十三省”及其所属的府州县进行考证，揭示其设置过程及各级政区的沿革，指出从元代行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布政使司奠定了清代乃至近现代中国高层政区的边界基础。 第二编考证由五军都督府统领的都司、行都司及其所属卫所的设置和沿革，指出明代的都司卫所除“总方面之兵”外，也兼有行政区划的意义，尤其是实土、准实土都司卫所是极具特色的非正式政区，成为明代有效避免地方割据的主要因素。 第三编考证明代宣德以后为加强对地方尤其是部分省份边界地带的控制而设置的总督巡抚制，揭示其置废析并的变迁过程，论述明代后期总督巡抚由临时设置变为长期设置并有固定的管辖区域，既治军又理民，虽然终明一代未成为正式政区，但实际起着行政区划的作用。 本卷附有多幅地图，展示了不同类型政区在不同阶段的设置与边界变化，更直观地表现出明代政区的特点与变迁趋势。

《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官修地理总志。清代编修《一统志》前后凡三次，第三修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又名《嘉庆重修一统志》，穆彰阿等修，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2卷。《嘉庆重修一统志》进行了增补，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它不仅为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其价值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地理总志。兹将本书影印出版，以飨读者。 第一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一至卷五十八） 第二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五十九至卷一百八） 第三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一百九至卷一百五十） 第四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一百五十一至卷一百九十） 第五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一百九十一至卷二百三十八） 第六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二百三十九至卷二百八十八） 第七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二百八十九至卷三百三十三） 第八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三百三十四至卷三百七十八） 第九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三百七十九至卷四百二十三） 第十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四百二十四至卷四百五十六） 第十一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四百五十七至卷五百一） 第十二册 大清统一志五百六十卷（卷五百二至卷五百六十）

《辽史·地理志》（下简称《辽志》）为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之一。现通用的《辽史》，为元顺帝时脱脱等人所撰，凡一百一十六卷（含《国语解》一卷），《地理志》占其中的五卷。元修《辽史》的底本是辽人耶律俨《实录》、金人陈大任《辽史》，兼采往代文献、宋金记录，纂辑而成。元修《辽史》既成，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遂亡，因此，它就成了后世研究辽代历史惟一的全面的史书。前人对元修《辽史》的总体评价不高。清儒赵翼说“《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廿二史劄记》卷二七）。冯家升在比较了历代官修正史之后，指出：“《辽史》之失有二：一曰阙略，一曰讹误。今廿四史中虽有简约如《三国志》、《周书》、《北齐书》、《新五代史》，纰谬如《魏书》、《宋史》、《元史》者，然未有《辽史》之甚也。”（《辽史初校》序）罗继祖也认为该书“芜漏复误，触目皆是”（《辽史校勘记》序）。造成《辽史》几成“秽史”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潦草成编。《辽史》于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修，翌年三月告成，前后不到一年时间。修史之时，正逢元祚将倾，遂因陋就简，以塞其责。《辽史》既成于仓猝之际，“事前准备不足，对于修史素材，未能广事征集，下笔之时，又未暇比较观察，定其取舍，草草成编，出于众手，时间紧促，无人集稿汇参，详加检正，于是重复、抵触、疏漏、纰谬、残缺、讹误之处，所在多有。”（赵铁寒《辽史地理志州军方位考实》）二是前代文献缺乏。清人李慎儒指出：辽代“典章文物视古犹阙”，“又定制禁本国书出境，则本荒略，而复多堙没。可知修一代之史，必以一代载籍为依据，依据优则优，依据劣则劣，理固然也。”（《辽史地理志考》序）整部《辽史》既是如此，其中的《地理志》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讹误之弊，在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中尤为突出。李慎儒在比较辽、金二史《地理志》之后，叹日：“《金志》精详确实，鲜可疵瑕；《辽志》则地形舛错者十之一二，引古舛错者十之五六。”（上揭）冯家升亦云：“《辽志》所叙沿革甚详，而每多误；《金志》所叙沿革甚简，而多得要。《辽志》上溯秦汉，《金志》则止辽，间及五代。

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地名的科普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及流畅、通俗的笔调，生动、有趣地讲述了中国地名产生、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