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的随笔集。“刺猬型的思想家只有一个大系统，狐狸型的思想家不相信只有一个系统，也没有系统”。简言之，“狐狸”是价值多元论者，“刺猬”则是一元论者。李欧梵以这个譬喻为名，来阐述他在读书时候的一些心得和感悟。

对于一个城市的认识应当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进人城市的空间不是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则并不容易。因为时间始终在逃逸，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时间的来路和去处，则都隐在黑暗中。而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度量它的长度——是一秒钟，一分钟，还是一小时7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抽象的、时时更换的、不稳定的，而“过去”则是永久的和具体的，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消逝的事物都将在“过去”聚集。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属于过去的——一分钟以前的“过去”，或者一耳年以前的“过去”。时间没有起始点，干是，我们回顾的口光可以无限延长。一座城市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视线延伸得越长，说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想象越是复杂和生动。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消失的时间将在城市的空间中留有痕迹。所以，时间和空间可以合二为一。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阅读，应该同时完成对城市时间的阅读。

我觉得自己至今仍然生活在美人谷。我希望自己每晚依然能够在漆黑的木屋里骤饮酥油茶，在早上用冰凉的水洗脸，然后站在“拉吾则”上观看雪山光影的变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都包含在美人谷的名字里。是这个名字对我进行最初的煽动，让我前往这个群山环抱、河流交织的云中天堂。此前，我没有关于美人谷的任何知识准备，只是在地图上寻找过它的位置——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古老的康巴地区，大金川、小金川、革什扎河、东谷河和大渡河五条河流交汇之地。河流巳经率先证明了丹巴是一个神异之地。河流是先知，有着充足的阅历与智慧，引导着我们的旅程。我从不怀疑河流的选择。

内容简介： 从“饭局通知”到“大脸人生”，从80年代青涩照到“探讨人生”深沉貌 十二幅铅笔线描友情勾勒八十年代回忆 六枚作者新老照片串起二十载北京生活。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2008年4月出版，已逾五载，屡次加印，好评不断。再推出新的“插图纪念版”，一是为了感谢新老读者的厚爱，二是有感于时代的剧变，有感于老六书中所描摹的那个年月，已渐成一曲挽歌。 此时，再次怀念八十年代，其出发点和意义已不只是个人史的回忆，更是为当下的存在寻求信念和暖意。如同老六在新版后记中的发问——在这个纷乱的年代，“我们如何自处？选择怎样的生活？” 这真是一个“大哉问”。时代在剧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经历着非同一般的检验，行走在这个时代中的老六，因为《读库》的结缘，因为个人的选择，共处的是一些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人们——“他们让我看到了在末世狂欢的人群中可以做到沉默，在四周纷纷噤声或跪下的时候可以兀自站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让我看到了抗拒某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多么悲壮，在这个夸夸其谈的国度里还可以行动。他们在这个怨夫与怨妇充斥的世道里没有申诉个人的冤屈，他们打心眼里爱自己，也爱这个世界，他们的爱是一种切实的行动和勇气，是一种不屑于向你张扬的骄傲和充实。” 插图纪念版除了老六请王增延老师绘制的十二幅插图，还有老六不同时期、不同表情的六张照片。以及一些与“饭局通知“、与新版插图、与人生有关的杂碎文字，以及分量十足的新版后记。

杨宪益先生是中外驰名的大学者。他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译成中文；又将《楚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部分《史记》与《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在外国广为流传。本书辑录了杨宪益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 　　从《零墨新笺》到《译余偶拾》 前面谈过，北碚国立编译馆时期是杨宪益一生中的“高产”期之一。近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王敦叔先生在所著《贻书堂文集》中专辟一章论述杨宪益在《译余偶拾》中的有关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关系史的研究。 　　朋友要我把过去发表过的文史考证笔记，整理一下，编成一集出版。这些笔记都是旧作。在付印之前，有必要作些说明，交代一下。我开始写这类笔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寄居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辑馆做英译《资治通鉴》工作，同卢冀野、杨荫浏、杨仲子等朋友来往很熟。在他们几位的鼓励下，写过一些文史考证文章，寄给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在一九四七年把其中的二十几篇编成一个集子，卢冀野兄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零墨新笺》，编入“新中华丛书”，只发行了一版。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又陆续写过一些笔记。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又把这些后写的稿子编成一集，自己出钱印了一本，起名叫《零墨续笺》，分送一些朋友。后来就再没有这种闲情去写这些东西了。有些朋友认为这些考证，虽是我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也许还有些参考价值，要我再编一下，重新付印，因为原来的《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今天已很难找到了。去年有些老朋友要我再写几篇这类笔记，由于他们的蛊情难却，曾写过几篇，连同一些旧稿在报刊上登载过，起了一个新名，叫做“译余偶拾”。 ——杨宪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