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英文原版出版的时间距辛亥革命爆发不到半年，旨在介绍1911年10月发生在中国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那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作者是一个外国人，对时局的实地观察真切而又准确。本书内容包括了武昌起义、南北双方在武汉的激烈争夺、上海和平会议、民国建立等重要事件，以及许多重要人物，书中有70余幅当时拍摄的照片，更增加了读者的现场感。全书既有作者本人对辛亥革命一些重要当事人的采访，又有作者对时局的观察与深层思考，同时，也对辛亥革命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更像是介于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之间的 “深度报道”。在本书的讲述过程中，有着大量有价值的东西，涉及关乎中国革命主义的新信息以及导致目前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的一些重大事件。

收录了《拳术与拳匪》、《“来了”》、《“圣武”》、《恨恨而死》、《有无相通》、《名字》、《所谓“国学”》等120多篇鲁迅的杂文。

本书是郁达夫的小说作品集。具体内容包括：沉沦；采石矶；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离散之前；秋柳；过去；迷羊；二诗人；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瓢儿和尚……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本书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过剩的媒体制造的信息垃圾，透过浮躁的社会泡沫，去体验观察浸透了人类情感的朴实生活。只有朴实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生活中，默默涌动着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创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这样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的资源。 作家当然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地创新，大胆地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处理生活，大胆地充当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抗，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作品中贯注着的对入的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则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必须在作品中倾注我们的真实情感，不是为了取悦某个阶层，不是用虚情假意来刺激读者的泪腺，而是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而要触及到人的灵魂，触及到时代的病灶，首先要触及到自己的灵魂，触及到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态度向自己问罪，不仅仅是忏悔。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