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内容简介：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本卷收入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这六部著作的完成，标志着冯先生“新理学”体系的确立。其中，《新理学》谈纯粹哲学，《新事论》讲文化社会问题，《新世训》论生活方法，《新原人》谈人生境界，《新原道》评新理学之地位，《新知言》讲新理学之方法。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一生与中国整个现代化命运相关联，其经历与著述体现了近现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冲突。 本书的作者，多为冯门弟子、冯学专家和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对冯先生的研究、介绍，能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一代哲学大师的真是风貌和人生思考。

冯友兰先生系“五四”后蜚声海内外的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史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冯先生一生哲学生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经历了自我丧失和自我回归的痛苦过程,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与深刻的人生经验与启示，极其珍贵。冯先生是本书作者的研究生导师。但本书并不对先生空泛地颂扬，而是对其哲学思想进行深度的剖析，有肯定、有批评;体现的是一自由开放的学风。本书将带领读者和冯先生一起，重新经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哲学历程，深入了解冯先生哲学思想及中国哲学的种种问题、困境和出路，极富知识性与启发性。

本卷收一种人生观、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上）。 《一种人生观》192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集初版、二版皆据此版本进行校勘。《人生哲学》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集初版、二版皆据1928年商务印书馆第三版进行校勘。《中国哲学史（上）》1931年2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年9月又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哲学史（下）》同时出版，有修改。全集初版、二版皆据商务本进行校勘。《原儒墨

《学术大师自述文丛:冯友兰自述》是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一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本书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