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自选集》收录了费孝通的部份文集。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做研究生。1936年秋季后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马林诺斯基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申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1949年10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1978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979年接受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委托。1980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年度马林诺斯基奖荣誉奖，1981年又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6年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的五部译着，这五部书均为西方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着作，曾在西方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费孝通的译本亦曾影响了一代致力於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学子。其中《社会变迁》曾作为“汉译世界名着”於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论》则被列为“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着作翻译丛书”之一於1987年出版；《人文类型》於1991年出版修订本；《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曾作为“内部读物”於1964年少量印行过；《非洲的种族》亦於1979年由译者重译後出版。我们现将译着按翻译时间的先後分做上下两册汇编在一起，作为《费孝通文集》的续篇予以出版。 由於这五种书翻译的年代不一，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因而在人名、地名等的译法上与标准的译名有较大出入；还由於时代的关系，书中所用计量单位均为英制单位，这也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此外，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译着中原有的索引和与正文关系不大的对照表、换算表等进行了调整和部分删削，为了尽量保持译着的原貌，除了重新校勘外都不作改动。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内容简介：费孝通，1910年出生，1933年获燕山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的变化，费孝通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伍进行专题调查，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80年代后期费老的调查又对我国的区域经济进行调查并提出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费老在继续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了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本书为其晚年思想集中记录，主要表现了其走访西部，对我国西部开放思考和思路。

《江村纪事》主要内容：“纸上纪录片”是一套纪实摄影系列丛书，包括《希望》、《火车上的中国人》、《江村纪事》、《上海人》、《茶铺》、《寻常》等六册，这是一群具有特殊品格和旨趣的人，在道德感的规范下，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默默地用影像表达一种寻常却别有意蕴的视角。耄耋高龄的摄影家张祖道先生，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先生。因社会学的师承和实践，专注于社会学原则下的记录摄影。在一种紧迫感的敦促下，张祖道先生用相机记录了江村这个江南水乡小村从1950年代从事农桑到1990年代工业化的变迁过程。作为一份首次披露的社会学视觉文献，它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内容简介：2010年11月2日是费孝通教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费孝通教授，我们选辑了费孝通晚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对己所传承的马氏功能主义学术思想进行回顾和反思的代表性文章5篇，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同仁学习和讨论费老相关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9篇，合成本辑。希望借此机会，一方面展示我们对费老学术思想的学习体会，另一方面则表达我们对费老的追思、缅怀和景仰之情。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道路的一个回顾，《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