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史》对元代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对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现在问世的断代文化史，大体都是先讲该朝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分别叙述各个文化门类（文学、史学、哲学等）的状况，往往令人有将政治与文化割裂之感。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之说流行，很多人认为除元曲之外，元代文化几无可取之处。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元代文化的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但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化史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部全面论述元代文化的专门著作，和其他朝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元代文化史》则将元代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讲政治状况，然后再叙述该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将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都以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而《元代文化史》既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独立见解。可以相信，《元代文化史》的出版，必将对元代文化、元代社会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起积极的作用。

《清华元史》是除《中国学术》外，由恢复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园地。经过一年多的周折和艰辛，现在终于可以将这一册创刊号呈现在读者诸君眼前了！ 蒙元史研究与老清华国学院、老清华历史系的因缘，不可不谓至久且至深矣。王国维甫入清华，其治学重心即转向蒙元史而成就斐然；国学院期间的陈寅恪，写作授业多流连于“塞表殊族之史文”。二老相与继唱迭和，曾分别萌蘖续写“元史考异”或创制“新蒙古史”的心愿。邵循正译注的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等名篇，虽因手稿焚毁于抗日战火而未得面世，但他在归国最初十多年内克勤致力于元史研究与教学，仍足为老清华历史系平添一道闪亮耀眼的学术特色。中国目下健在的最高龄一代元史名家，或出其门下，或有亲灸其教之幸。 可能也正为了有这样一份因缘在，我们从王国维遗墨中选用他的行楷拼合而成的刊名题签，竟显得那么笔势劲媚、骨气洞澈，简直好像是他专门为本刊写就的！ 必须指出，《清华元史》虽以“元史”命名，惟全然不为蒙元史的对象范围所拘限。盖举“元史”之名，实乃用以指代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边疆史地之全部领域也；换言之，本刊殊以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初旨。这样做，正可反映出中国民族史学科之现代转型过程里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道咸以降的“西北舆地之学”向从事边疆民族史的现代研究范型的转变中，洪钧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经过他的译介与阐扬，中国学者见识到欧美东方学以中国民族语文及域外资料与汉语文献比勘互证的新路径、新成绩，纷纷争而效仿。蒙元史研究因此成为代表着中国边疆史地学术新潮的首开风气的显学。 举蒙元史以概指“边陲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另外一层强有力的理由。在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光谱上，汉文化与蒙古文化恰好分别位置在它的两端。当拉铁摩尔把中国内陆亚洲各边疆民族的生态环境简约为蒙古草原-新疆北部的草原绿洲-南疆的沙漠绿洲-西藏的高寒山地绿洲这样一种“变形”序列的时候，他力图解答的，就是蒙古文化为何更容易与上述各族文化具有不同程度互融性的问题。因此他断言，“东自满洲的混合型地理环境，西至中国突厥斯坦的沙漠和绿洲，乃至西藏寒冷的高原，起源于上述各地区的那些社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完全可以说是基于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系列变形。”以此言之，设若中国民族史确然存在着某种典型性，其惟蒙元史足以当之欤？ 清华国学院曾经的辉煌，是让后世永远心往神追的一段奇迹和佳话。而老清华研究“边陲中国”的学术遗训，尤其应当是由我们毫不犹豫地拿来继承发扬的宝贵家当。其中至少有两点，最值得我们再三再四地回味和重温。 在探讨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的本国学者中，老清华诸大师无疑都属于那个不但最早具备了国际学术眼光，而且能摆脱完全依赖西文绍介而直接利用相关民族语文及域外语言资料的前沿学者小群体。正是由于这一进步，本专业的叙事才得以从边裔志、藩部要略之类传统历史编撰学的体裁之中，逐渐转换出真正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域史、边陲族群史或族群关系史新模式。这里所关涉的，不仅是从何种语文的文献史料出发去形成叙事的问题；它背后隐含的，实际还有一个应不应当突破单向度的中心视角，更多地留意于从多民族中国的视角去考察边缘人群、边陲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问题。日本学者羽田亨在1917年就提出了被后人概括为“当地语文之史料第一主义”（“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gentigo shiryō daiiti shugi）的见解。从那时起，日本的内陆亚洲史研究花了五六十年时间，到1960年代末才基本实现上述主张。就整体而言，中国学术界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尚待时日。在今天，追随老清华的精神表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奋力抉破相关民族及域外语文技能的难关，而且也应当重视和掌握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其他那些不可或缺的“钥匙”，诸如解读多语种古文献时的审音与勘同知识，分子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方法等等。 老清华时期治边疆史地之学的前辈们，多以考据功夫受人推崇。但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的，不止是那种“客观”、“科学”与“价值中立”的治学原则而已。在他们从中国文化内部所从事的对自身传统的反省、清理与扬弃背后，饱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运命、对根植于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的深切关爱与持守。由是，他们使自己的学问俨然区别于洋人的“汉学”或“中国研究”，后者往往倾向于把中国文化当作纯然客体性的解剖对象来处理。这一点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尤其要紧。因为“边陲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需要以一种更带全局性的新思维予以考量。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追求的往往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想，即以汉文化去覆盖国家的全部疆域。这种历史意识的残余影响，与误以为现代化终将促成一国文化全盘均质化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夹缠在一起，正在并且将会更进一步地损害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边疆史地之学可能直接回答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将会提出在我们面前的任何现实问题，但它理应使我们对现实的关怀臻于某种更平衡、更理性，也更加智慧的思想境界！ 以上就是我们寄托于这份杂志的美好的愿景。它最多不过是一脉涓涓的细水。殷切期望它会汇入即将到来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巨流之中。我们正走在前人以筚路蓝缕的心血为我们开出的路上。为了不辜负前行者，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紧接着他们往日的业绩，用力去铺就通往将来的更踏实的路。

本书稿为国家社科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是“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书稿分为三编，上编对行省制度进行本体考察，中编研究各地诸行省，下编探讨行政、军事、检查机构与制度同行省制度的关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谨严，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参考价值。

读者眼前的这本论文集“《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是2008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所支持的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古时代东亚的舆图与世界地理知识——以大明混一图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成果。 全书主要探讨了“混一疆理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等内容。 目录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域地名释读 《混一图》海上地名杂识 “混一疆理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疆理图》错乱了的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与非洲地理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五国城等地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 《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 《过洋牵星图》起源阿拉伯与中国发展、提高的贡献指迷解难——创建中国海学新学，复兴中国海国文明研究之一 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 古地图中的台湾——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中心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书名、性质“新”的正解与其二重性 究任务的方向、道路初论 金富轼访宋路线运河段考 使用GIS映射陈诚的行程

《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作者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介绍了蒙古答剌罕考、蒙古答刺罕考增补、蒙古氏族札记二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西北地理札记、爱薛之再探讨等。

元朝是中國史上的一個特殊朝代，元史也是最為特殊的一個研究範疇。元朝不僅是第一個由游牧民族所建造而統治全中國的王朝，而且是一個包擁歐亞之世界帝國的一部份。歷史情境與其他各朝不同，因而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風格。 《元朝史新論》是蕭啟慶教授第三部蒙元史論文集，其中有通論、有專論、亦有評介。〈通論篇〉六文較為宏觀，討論元朝的統一與統合、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蒙元統治對中國影響，以及宋元及元朝之際的遺民等重大問題。〈專論篇〉五文則深入探討元代社會文化史上的若干課題，包括科舉與菁英流動、多族士人圈的形成，高昌偰氏士宦與婚姻、色目士人金哈剌及其失傳以久的詩集，和多元民族國家的溝通人物等。而〈評介篇〉則有兩篇討論中外蒙元史現狀與發展的論文。整體而言，可說是宏觀與微觀並容，研究與檢討兼顧。 此書反映出蕭教授的學術水平，有如評論者所言：「他是在世界元史學界佔重要地位的史學家」，「中英文著作甚多，學術水準皆保持相同的高度，至可欽佩。…他對個別問題分析十分精到，但又能見其大，得出有意義的新結論。」(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檢訊》第1卷第2期[1987]，〈傑出獎得獎人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