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1994－1997年对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的追踪研究成果，全方位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也回应了葛学溥以来华南汉人社会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宗族、民间信仰、国家与村落社区关系等。

如果单从书名《五华楼》的字面上来理解，很容易将本书误认为是一本关于名胜古迹的著作。然而当我们仔细读下去的时候，这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成书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从万米以上的高空中拨开云雾往下看到的情景一般，在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向南延伸的地带，在连接中国与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交汇地，在布满河谷和高原湖泊的滇西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园”。于是，作者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的大理，重温了一遍祖辈生活的情景。全书以十一章的文字对白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社会结构、物产资源、生产生活习俗、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加上数百幅照片，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白族的生存发展状态，第一次以人类学家的眼光透彻地剖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种种特征，澄清了古往今来在白族研究方面某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堪称是第一部关于大理白族的优秀的人文地理学术专著。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至今，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除菲律宾以外的其他国家。对铜鼓的考察，不但对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探讨整个人类的早期文明观念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东南亚古代金属鼓》是奥地利的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于1902年在莱比锡以德文出版的划时代巨著，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铜鼓研究的集大成。本书对165面弥足珍贵的铜鼓按形制、纹饰的演化，划分为4个主要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并分别对这些鼓的重量、大小及图案进行了描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各面铜鼓的花纹图饰进行了极其细致并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是研究纹饰学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该书还探讨了这165面铜鼓的分布地区、铸作年代及其反映的文化内容，对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冶金铸造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