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產好痛！ 近期一位官場朋友喜歡將這句話掛在口邊：「沒有新的狀況。」話後總是禁不住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情，很是得意。 他的所謂「沒有新狀況」，意思是參加2004年「七一大遊行」的人數沒有增加，情況並沒有自2003年的「七一」之後急轉直下，形勢持續惡劣。最新的立法會選舉結果是泛民主派與取得過半數議席仍有一段距離，（至少在這位官員看來）更是進一步說明特區政府領導層的管治與地位並未有受到進一步的衝擊和挑戰。中央出手穩住了局面，待經濟氣氛持續好轉之後，之前一直困擾特區政府的問題便會逐步消失，形勢也就扭轉過來了。聽罷，覺得這個政府一眾領導可能都在自我催眠。作為市民，只能嘆句「有無搞錯」。 或者香港中產在政治方面從來都沒有甚麼大動作（包括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也不是「早有預謀」，而是氣難平，到了現場才知道人山人海），一向都在一些政治抉擇之間猶豫。但「七一」前後，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已起了重大變化。對中產階級來說，問題只在於如何捱過第二屆特區政府的管治。 九七之後，中產好痛。痛在切身利益受損。但更痛的，是痛香港社會在回歸後短短幾年之內便走了樣，甚至變得令他們感覺陌生。 吊詭的是，這種陌生感覺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這邊廂，特區政府領導層覺得香港的回歸之後改變了，變得依賴、不思進取、自怨自艾、充滿怨氣。但另一面，則是一般香港人覺得這個政府章法混亂、不尊重民意、不了解民情、左搖右擺、一事無成、激發民怨。究竟是誰改變了？這個問題最好由讀者自己思考，毋須有一個標準答案。這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報告了香港中產階級的感受。向來是自力更生，傾向於以個人化的手段來解決身邊問題、在社會事務上頗為低調的中產階段，在九七之後也忍不住了。雖然兩次「七一大遊行」不應該純粹理解為中產階級的政治起動，但也得承認，它們展現出一個後九七的社會現象──連中產也要走上街頭，表達不滿。正如上面所說，九七之後中產階級的痛可分兩種。一是肉痛，有關的報告與討論，見拙作（與王志錚合寫）《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2003年出版）。二是心痛，痛特區政府領導們不了解民情民意，痛他們沒有自知之明，痛政府的所作所為，每天都在磨損香港社會的制度與文化。 本書內各篇短文，是描述與報告為何在這幾年間有那麼多香港中產階級覺得社會在倒退，制度受到衝擊，「社會軟件」有所損壞，特區政府愈來愈疏離市民大眾。 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之後，重遇或新認識了一批久休復出或最新加入研究隊伍的內地「香港問題觀察家」。其中一位朋友表示，他們容易理解中產階級在「負資產」、裁員減薪等問題困擾下感到肉痛，但心痛的現象則難以明白。對於香港中產的心態，他們難以捉摸。作者決定將過去幾年的短文選編成書，部分原因是想對早前中產階級處境的討論補上一些關於態度、感受、心態的分析，部分是想回應這個關於香港中產心態難以理解的提問。也基於這個考慮，文章以原出版日期順序編排，以呈現中產階級的心路歷程。本書收錄之文章，原出版日期由1999年至2004年，分別見於《信報》、《明報》、《星島日報》、《香港經濟日報》、《蘋果日報》、《明報月刊》、《思》各報刊。 探討香港中產這個課題的過程中，多年來得黃偉邦、張炳良、梁世榮、趙永佳、蘇耀昌、王志錚等提點，特此致謝。

都市不單只是一處人群聚居的“地方”，而且是一處充斥著各樣訊號、圖像、言詞及符號的“劇場”。街頭，作為都市內的公眾空間，也不只是一處供我們蹓躂的街頭，而是一處不斷生產符號的舞台，一個值得玩味的觀察對象。 本書的兩位編者，都是對城市及街頭素有研究的社會學者。他們蒐集了的文章，都是環繞著街頭文化的三個主題──物（ object ）、場（ places ）和事（ events ），作出的一些調查及研究。在紛雜的城市符號中，他們提供了一些“閱讀”街頭的角度，使這書成為一份多科際的“閱讀報告”，並使讀者們了解街頭文化如何透過文物、場地和群體的活動來構成城市文化的秩序。經過這次閱讀經驗後，或許下一次我們路經書中所述的街頭時，會有一番新的感覺與體會。

This revised and fully updated version of John Storey's best-selling survey is an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the range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study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The book also provides a map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through discussion of its most influential approaches. Organized around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each chapter focuses on a different media form and presents a critical overview of the methodology for the actual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Individual chapters cover topics such as television, fiction, film,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opular music, and consumption (fan culture and shopping).For students new to the field, the book provides instantly usable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thos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dures and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it provides a succinct and accessible overview.This edition has been revised, rewritten, and expanded throughout. The book now includes new sections on television audiences, reception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电视与权力》选译了雷蒙・威廉斯等六位批评家的文章，它们分别从文化形式、政治权力、心理情感、形象建构、声音图像等诸多方面对电视文化进行了探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探讨的是电视的运作过程及其作用：电视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死的物体，而是一种进行精巧复制和传播视觉幻像的文化媒体。“媒体就是信息”，它依靠高新技术，提供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和碰撞的战略场所。电视的直接性是一种想象的“海市蜃楼”，一旦某种内容投入电视，它就变成了一种通过形象的时空展现，变成了一种充满历史性的事件。

本书是一本系统介绍后现代理论的著作，作者以严谨的态度，系统地阐释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博德里拉、杰姆逊、拉克劳以及墨菲等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特别是对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与政治理论作了系统深入的介绍和分析。作者还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无论对想一般了解后现代理论大致内容的读者，还是对致力于后现代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本书都是一部学术力作。

90年代几次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等等，无不体现出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化交融的新趋势。这种学术趋势在学理层面上是与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的引介分不开的，从根本上说，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仍然还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中国的文化研究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土壤。 《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