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史的研究可以限於生老病死的基本經驗，也深具潛力發展出對國家、社會乃至宇宙的各種譬喻。本集主要從性別化的身體觀和醫療化兩個角度，收錄探討性別、身體與醫療交互作用的九篇論文，其中雖涉及對性與美的欲望，但大多則專注於產育的母體。 這或許更能反映傳統社會，其中身體最重要的功能是生產與再生產，而非引誘或放縱；身體最常體驗的挫折是吃不飽穿不暖，而非情慾受到壓抑。但再現與經驗，情慾與產育，在醫療論述中恐怕也難以二分。讀者閱畢，或不難察覺，婦科醫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充斥著母體與欲望之體的鬥爭。 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奇經八脈的新研究之二〉 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 吳一立，〈鬼胎、假妊娠與中國古典婦科中的醫療不確定性〉 鈴木則子，〈鏡中美女—從江戶時代的化妝書看美容意識的變遷〉 李尚仁，〈女人與蟲—兩性分工、種族概念與萬巴德的絲蟲研究〉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 吳嘉苓，〈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 傅大為、成令方，〈初論台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 祝平一，〈塑身美容、廣告與台灣九０年代的身體文化〉

本书作者透过丰富的史料将近代中国学校、政府、媒体、社会如何联手改造女性身体的历史做了极好的分析。书中对于线性进步观点、族群分离，或”女性自己的声音“等研究取径，都提出了批判性的检讨。为近代妇女史研究另辟蹊径，值得重视。——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本书厘清了近代中国妇女史中的身体观、教育制度、国族主义，以及现代性等各种复杂议题，对学界了解此一时代及其中的性别意涵贡献良多。它所呈现的多元与复杂程度，早已跨出体育史此一专门领域的范畴。——李贞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学界较多探讨“妇女运动”史，而较少关注妇女“运动”史。游教授将视角投向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演变及其所承载的国族命运与社会文化意涵，所呈现的，并非单一的女子体育史，而是从多层面描画出的多姿多彩的女子“运动”图像。——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本书选择中国大陆输入女子体育教育先行区之一的华东地区为研究对象，梳理该地区近代女子学校在近代女子体育教育领域的办学实践、示范的功能，再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初创期的成长印迹。——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试图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跳出国家观的体育史窠臼，兼采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呈现西方体育传入后女子的新观念和新行为，如何在公众舆论、学校教育、学生生活、运动竞赛、观众反映、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等层面产生意义。本书试图给近代中国的体育史一个性别的 诠释，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女性历史的认识，也让体育史、妇女史和近代中国史得以互证互补。 本书图文并茂，配有95张插图，都是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广告、报纸漫画、电影剧照等。

本书是两位著名的 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和帕梅拉·斯图瓦德应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之邀，在北京大学做的四次主题演讲，内容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田野考察为基础。同时援引美国、西班牙、爱尔兰、中国台湾的诸多案例，广泛涉及巫术妖法、体液观等人类学传统课题，创造性地将之与当代国际问题如恐怖主义、全球化等课题相衔接，进行对比研究。每个演讲之后，附有北京大学、清华太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中外高校的人类学学者与两位教授的交流问答，堪称近期中国人类学研究与世界人类学界最重要的一次对话。

本書以身體做為線索來討論革命的歷史，不但會牽涉到歷史的「應然」與「實然」辯稱，也會將討論的焦點從舊有的政權更迭與階級鬥爭，轉移到人的處境與身體的遭遇。這個焦點的轉移不會改寫一場革命的全部歷史，卻能讓我們以新的，更貼近「人」的角度來觀看歷史的發展，體認客觀現實如何限制或激發人的欲想與抗拒，使歷史產生預期與未預期的結果。立基於這個認識，本書將以身體做為向度來考察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同時以蘇維埃革命來審視身體的發展。選擇蘇維埃革命做為討論中國身體的窗口，作者要顯示的不只是身體的實然發展，還有身體受到的應然要求與矛盾對待。這個以善意為出發，以人的解放為目的的革命，將證示善意與恣意是如何處在一線之隔。毛澤東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是研究中國革命的人不能忘記的說法。但在承認革命是一個暴力的過程時，我們更在乎的是，它對芸芸眾生的政治領導和身體干預究竟對革命產生甚麼內在消磨？這種領導和干預如何型塑我們知道的蘇維埃政權與蘇維埃革命？這本書將在發生學的條件上，給予蘇維埃政體和身體一個特定描寫。

中国文化在经历百年来的洗礼与淬炼后，早已和当初的面貌大不相同。中西医不同的身体概念；让这个中西文化交会的契机充满各种挑战，至今不休。 本书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的窠臼，选取唐宗海为个案，探讨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对唐氏选取中西医若干理论解读中医，以维护和发展中医自主性的思想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实际上汇而不通，却显示了中医未必要科学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难题的历史新路。这不仅对研究近代医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所裨益，对于时下的一论争也有启示作用。

作为“新社会史”系列的第二种，《身体·心性·权力》收入了11位学者在新社会史方面的新作，其中台湾学者潘光哲的《“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行》、海青的《论自杀———“五四”前后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与价值选择》、美国学者苏成捷的《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台湾学者张哲嘉的《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等，角度新颖，有深度却又不乏趣味性，的确是社会史领域的佳作。其中，最能让广州读者感兴味的也许是王晓葵的《革命记忆与近代公共空间———从“黄花岗公园”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文章剖析了有关烈士陵园的“公共记忆”之形成。至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该烈士陵园里曾矗立着一尊“自由女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