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加德纳博士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认知心理学、教育学教授，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著名的哈佛大学“零点项目”主持人。出版著作20余部，包括《智能的结构》、《多元智能新视野》等；发表论文数百篇。加德纳的研究范围广泛，他的著作给中国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影响。2004年，他出版了《改变思维》，加德纳起初的读者对象是商务界的人群，后来在写作构思过程中，也经历了“改变思维”的过程，最终将《改变思维》定格为怎样改变他人和自己的想法。在书中加德纳研究了改变思维的六大领域，提出了改变思维的七种因素，涵盖的人物既有国家领袖、商界领导人、科学家、艺术家，也有普通人；既探讨了如何改变他人的想法，也研究了人们如何与自己的内心进行对话。涉及范围之广、列举案例之典型，能够给各行各业的人在工作、生活中带来许多启发，可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这是一本龙永图、白岩松的思想合论。 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主持人，两人以各自人生经历和改革观察来现身说法：评点经济、谈论信仰、忆青春、道幸福…… 本书既是个人成长的存证，又是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鲜活体验史。相似的经历、不同的视角，有共鸣，更有大碰撞。 ——谈政府：好政府什么样？坏政府什么样？ ——谈企业：哪些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血与肉？ ——谈经济大势：中国，再启动 ——谈改革新常态：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过？ ——谈创业：既需要理想主义，也需要现实主义 ——谈国民性格：不要事事“摆平”的江湖气 ——谈人生智慧：处理好人生中的“三大关系” ——谈未来中国：中国距离领导世界还有多远？ ——谈信仰：不要把成功的调子定得那么高 ——谈青春：谁的青春不迷茫？ ——谈幸福：幸福需要慢慢谈 ——谈足球：恒大淘宝队能不能多几个？

本书以别具一格的视角和幽默风趣的语言讨论了解决问题时有可能遇到的多种困难，并就如何训练思维能力指点迷津。本书分六个主题，每个主题都由若干生动有趣和发人深省的小故事组成，巧妙地引导读者先确认真正的问题，然后明确问题该由谁解决，再确定问题的根源，最后决定到底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本书适合所有业界人士以及想要探索问题解决之道的虚心读者细细品味。

《俄勒冈实验》的核心观念是人们应当自行设计他们的房屋、街道和社区。这个观念可能会很激进（它暗示了对建筑行业激进的改变），但它来源于这样的观察：世界上大多数美好的地方都是由本地人而非建筑师建造的。《俄勒冈实验》是俄勒冈大学的总体规划，并已由该大学付诸实施。同时它显示出任何一个规模跟大学一样的社区或小城镇，将如何由社区内所有成员亲自参与设计自己将来的生活环境。它是在实践中展示环境结构中心的理论的实例，用简单的细节、大量的例子来展示如何实现以下六个原则：有机秩序、参与、分片式发展、模式、诊断和协调。

区别于垂直思维，水平思维不是过多地考虑事物的确定性，而是考虑它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关心的不是在旧观点上修修补补，而是如何提出新观点；不是一味地追求正确性，而是追求丰富性。它已成为一种“激发组织成员智力潜能的思维管理工具”，在一些大型企业如微软、摩托罗拉、松下、麦当劳、IBM、杜邦等得到成功应用。西门子公司甚至让其37万名职员学习德·波诺的思维课程。本书是德·波诺博士对25年来创新思维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理论、技巧和案例，阐释了水平思考法、六顶思考帽、认知思维教程等创新思维式具，是一部指导如何在商业领域发挥创造力的权威属于教科书。

怀特海的《思维方式》这部书稿的翻译我早在1964年就已完成了。记得拙译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一书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曾想过是否能继续译点什么；编辑部的先生也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兴趣，并寄来了怀特海的“Modes of Thought”一书让我试译。那时我正在全增嘏教授的指导下，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尝试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全先生早年在哈佛求学时是怀特海的学生，对怀特海哲学知之甚详。他认为研究一下怀特海哲学对理解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很是有益，而通过翻译怀特海本人的论著来理解怀特海不失为一种较为踏实的方式。于是我就同商务印书馆约定翻译此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一直得到全先生的指点，全书译成后还请他审校过。我根据当时自己对怀特海一知半解的认识写过一篇译序(《中译本序言：怀特海哲学评介》)，记得1964年我就将其与译稿一道寄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四清运动”开始，正常的出版秩序被打乱，本书未能及时出版。接着就是十年动乱，被归属于反动哲学家之列的怀特海的书更难出版。我也很少再想到它。 十年动乱结束后，大致是在70年代末，我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先生见面时谈起过这部书稿，他们表示要安排出版。因感到60年代写的那篇译序基本上固守旧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框架，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我取了回来，准备重写。以后的近20年，我既忙于教学，更忙于编写和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以及完成几项必须限期完成的国家和教育部的科研课题，还忙于一些社会工作，无暇顾及翻译。对怀特海也没有另作专门研究。上述的那篇《中译本序言》不仅未能重写，连原来的稿本也丢失了。商务印书馆也一直没有催问我。据我所知，他们有大量“文革”前的积稿待处理，我对自己的译稿未出并不奇怪，更不在乎。因此我同样没有主动与商务印书馆再谈及此事，甚至几乎没有再去想它。 一直到1997年，我意外地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张伯幼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们在清理库存旧稿时发现了我的这部译稿，希望由我自己审读一遍，然后交他们安排出版。我对此当然感到高兴。但当时我正忙于《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因此我回信说如果近期出，我无法校订，如不是近期出，我当然要将其重校一遍，我估计商务印书馆方面同我自己一样并不急于出，事情再次拖下了。2000年，我又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朱泱先生的信，说他正在看我那部译稿。他除了就个别译名的译法提出意见外，还谈到译稿中有几页未找到，另外是要我寄回那篇《译序》。前几件具体事都容易解决。但原来的《译序》已丢失，即便在，也不能用。如何写一篇对怀特海哲学有较公正的介绍的《译序》，一时还难住了我。因为近些年来我一直未把怀特海哲学作为重点来研究，对之仍然是一知半解。写一篇关于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总得对之作些研究。更重要的是：这部译稿毕竟是我在近40年前完成的，必然存在种种不足。应当尽可能由我自己重校一遍。这些都需要较多时间。而这两年我又忙于一些不可耽搁的事。这样，我只好再度延期了。 然而不管怎么忙，只要我还有心出版这部译稿，总得对它作出一些必要的处理，不能再拖下去了。故此我在2002年暑期抽空将旧译稿重校了一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这次校订，从技巧上说就显得生疏。对原译稿改动不大。很可能还存在不少不当之处。前几个月，朱泱先生告诉我，怀特海的这部书1998年华夏出版社已出了一个译本，建议我找来参考。但我自己未买到此书，在复旦哲学系资料室也未找到。这种参考当然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我想就免了吧! 至于对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我几次动笔试图写，都是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有画虎不成之感，将其作为本书的译序可能误导读者。因此觉得不如不写。好在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怀特海已有一些介绍。这方面的专著、译著都有出版。还有几位研究美国哲学的专家在其论著中也有关于怀特海的介绍。建议想了解和研究怀特海的读者去参考这些论著。 刘 放 桐 2003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