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研究》在写作上编时是按照一部独立的专著体例进行的，固仍保留其完整性，不掺杂其他文章。下编则不同，多数是在无整体计划下陆续写出的。写完上编后，我曾拟写作一本《书与知识分子》。在完成了其中三章“符号、书与知识分子”、“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图书馆的社会学研究”后，资料难寻且兴趣衰减，原拟写作的“图书审查制度的社会学思考”、“图书销售与传播”等均未完成。这三篇论文与其他零散写出的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四篇文章一同放入下编中。下编与上编享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聊以自慰的是下编以其散漫为略嫌拘谨的上编拓宽了一点视野。故编在一本书中，名曰《知识分子研究》。 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读书界一向颇受瞩目。《知识分子研究》作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涉足这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那个题目和那批学者中，这部作品其实是第一茬早熟的葡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它几乎成了上个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它留下的是对那个热情如火的年代的一份记忆。

本书所收录的三篇论文大部分是曼海姆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中撰写的。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即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著作——的续论，因为这三篇论文所涉及的也是意义的社会衍生过程。不过，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本书的选题和翻译过程是这样的。 1984年我开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985—1986年赴美国留学，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1987年回国，花费了一年时间完成了《知识分子研究》一书(未出版)。1988年开始组织翻译“知识分子译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论述知识分子的章节选进了我编辑的译本中。但是直到1991年，我才发现曼海姆的这部书《文化社会学论集》。我首先阅读的是该书第二部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读后惊叹：自曼海姆去世至今已四十余年，知识分子的研究几乎无出其右这部著作显然要比读书界公认的曼海姆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更出色。读后一气呵成翻译完了“知识阶层”这一部分——这种翻译的冲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以后这篇长文分三期发表在两个杂志上。再以后知识产权在中国登陆，因联系版权的困难，这本书的出版被搁置。1999年时猛醒，曼海姆已经去世52年，版权问题不复存在了，便邀请艾彦、冯克利先生参加翻译。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精神社会学，知识阶层，文化的民主化。艾彦翻译第一部分以及编者说明和引论，我翻译第二部分，冯克利翻译第三部分。艾彦先生翻译过精神现象学著作，冯克利先生翻译过民主理率的著作，我曾经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每个人都算得上熟门熟路。且因三部分所覆盖的是各种独立性较强三个领域，术语共用的特征较弱，联系主要发生在深，故未作统校，三位译者文责自负。 以下向读者简介曼海姆和他的这部著作。 曼海姆189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母亲是德裔犹太人。因为当时地缘政治的因素，曼海姆是在德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他曾在匈牙利大学学习哲学，1912—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从师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后在布达佩斯加入左翼思想家卢卡奇组织的社团。 1918年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曼海姆虽未加入共产党，但进入了共产党人组建的布达佩斯大学任教。 1919年革命失败后，逃亡德国。以后虽思想上仍倾向左翼，但远离政治。1922年发表了博士论文《认识论的结构分析》，此后日益从哲学转向社会学。1925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3年因纳粹的崛起逃亡英国。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伦敦大学教育系教授。社会学史的研究者认为，定居英国使曼海姆告别了德国文化。在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曼海姆的学术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认为他在英国的作品逊色于他在德国时代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曼海姆代表作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而自30年代初期他开始写作本书。本书英译本编者说，曼海姆是将之作为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在德国期间完成了初稿，纳粹的崛起使他亡命英国，在英国时曾对本书作出一些重要修改，终因新的环境中的压力而将其束之高阁。逝世后才经后人整理出版。欧内斯特·曼海姆在英译本引论中说：“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部书是曼海姆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品，是他在德国文化氛围中的绝响。 理解往往主观。客观全面的介绍难乎其难。因此，笔者索性摘取本书中那些最令自己感动的观点。希望它是游历曼海姆精神宫殿的一支路标。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是这些年知识界讨论的热点。许纪霖教授说，在学院化时代之前，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本来不言而喻，然而，当学院体制将所有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之后，这便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本书是“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收入陈来、许纪霖、陆建德、冯克利等学者去年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全新增修版)》一书出版后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关注，被诸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资料。近年，陈先生陆续收集到新的资料并发现书中还存在不足，此次出版是对以往版本进行全面修正的基础上，又增加四分之一篇幅的全新版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全新增修版)》为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生活细节、经济状况与社会生活提供最全面、最翔实的史料，“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比当下，我们可以读出更多。

从“文革”正式结束的1976年，到如今的2006年，这整整30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这36个鲜活的个人思想独白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不可磨灭的思想脉动，或者，某段苍凉悲喜的灵魂故事。 这些中国的思想者未曾主导过历史潮流的发展，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地接受时代的潮来潮去，但他们亲身经历着一幕幕历史的现场，并在内心深处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这些思想者可能并不处在时代浪尖上，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映射着时代。即使在境遇最为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对国运民生的观察与思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灵魂，不曾远行；他们的思想，仍在路上。 或许，在世代变迁、大浪淘沙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凭借这些带有口述性质的私人思想记录，来接近历史，再现历史……

十九世纪初年，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刚刚过去。此后的百余年，是一个“回海变秋气”的衰世。值此大变局中的人们既为古今中西之争所苦，又不能不在古今中西文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这个过程体现了中世纪的历史进化。本书着重讲述了中国近代，士与社会的关系，其中《鸦片战争与儒学》、《新世纪来临之初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论争》等文章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