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孫逸仙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兩種歷史生產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兩者都扭曲了孫逸仙。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孫逸仙真正的歷史角色。 在法國漢學家白吉爾筆下，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溝通。綜其一生，他為革命全球奔波，訴諸三合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產國際等的支持，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如此複雜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脈絡來看，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產物，他的發跡，代表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 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產？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終成了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 本書目錄臺灣版序 導論 第一部 南海冒險家 一八六六至一九○五 第一章 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四，成長歲月 第二章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革命領袖的象徵性創造 第三章 一八九七至一九○○，革命運動的象徵性創造 第四章 一九○五年，喚醒民族主義與創立同盟會 第二部 國父？ 一九○五至一九二○ 第五章 孫逸仙與同盟會 第六章 謀反者 第七章 中華共和之（養）父 第八章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跨越沙漠 第三部 孫逸仙晚年：民族革命和革命民族主義 一九二○至一九二五 第九章 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孫逸仙、蘇聯顧問和廣州革命基地 第十章 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第十一章 孫逸仙之死與變形 人物小傳 注釋 參考書目

"一般说来，研究者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距离越近，“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大，但同时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就越少，这就可能产生对历史的误读。 唯有真相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事实描述、因果分析、价值评判乃至现行建议置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将夸夸其谈限制在最低程度。古往今来，许多求真的努力都不是为了赢得掌声，只是为了解答或解决问题。"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卖国”竟有难言之隐？ 一战后，段祺瑞怎样从众望所归沦为众矢之的？ 当民众舆论绑架外交决策时，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到后来却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吴佩孚怎样实现了华丽转身？ 巴黎和会紧要决策时刻，为何外交总长陆徵祥擅离职守出走瑞士？ 为什么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的康有为，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 一个警察总监，为何竟能架空国务总理？ …………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第一部 南方，一部反判的历史 第二部 北方，官僚的摇篮 第三部 西北，抵抗着中原 第四部 东部，历史的温情主义 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这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北方……西北……东部……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犹豫观望.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