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共红军为何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海报：

我不治史學，但自有記憶以來，身歷八十餘年不斷的內亂外侮。 我雖從未有政治性的活動，但自然而然的養成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 1983年冬，我任職中央研究院。一日在與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會談中，提出希望同仁中，有人有興趣考慮從事一部敘事客觀、分析深入的「中國近代史」之編著工作。我解釋這項工作的意義，和我的企望如下： 所謂「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年代問題，數十年來我們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蔣廷黻氏在南開大學首次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斷代觀點，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鴉片戰爭。蔣氏以來(至1980年時)，中國近代史在臺已有十餘種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鴉片戰爭而止於民國肇造，亦有敘至抗日戰爭前夕的。我這裡所指的時期，乃自鴉片戰爭甚至應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拒絕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提出的要求，至目前(1990年)為止的兩百年。這段時期中，我國由幾乎與外隔絕的情形而開放，外強的侵入，我國的「自強」運動，中日甲午之戰，民國之建立，軍閥之割據，國民政府之成立，中共的興起，日本在東北及華北之侵略，抗日戰爭，國共戰爭，國民政府之遷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至目前兩岸對峙之情形。 這是一個有數億人口、五千餘年歷史文化的國家：在短短的一百數十年間，尤其是在最近六、七十年間，所作的「脫胎換骨」的變化──在政治、社會思想、觀念、體制、生活水準、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學術、藝術……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不純是我國由文化接觸交流而自然的改變，而多是由列強的經濟、政治之侵略，強加我國而改的；這些改變的「基本性」和「劇烈性」，幾乎使我國為列強所瓜分，幸而有列國間的競爭，救了我們。 這樣的一部客觀而深入的「中國近代史」，目前還未出現。國人的著作中，最大的問題，是國共兩方的偏頗觀點。目前大陸五十歲以下的人，對我國近六、七十年的歷史的知識和了解，顯然是不盡客觀的。臺灣在國民政府治下，則有另一偏頗。一是臺灣受日本管轄五十載，無疑產生極深的影響。例如目前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其基礎教育是日本的，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沒有認同感，亦是自然的事。 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因曾挫敗於中共，對中共有過度的恐懼和敵視仇恨，更由此而對臺獨過度敏感，從而引致某些不幸的愚昧的政策或措施。政府在全力著重經濟發展政策之下，在教育方面，忽略了了解臺灣因日據所留下的影響；忽略了增強人民對祖國文化傳統的欣賞認同。近年來「本土化」觀點的提倡，是脫離我國文化意識的示標。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生活風俗，連媽祖都來自大陸，但因政治而堅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淵源，是可悲的事。 在中研院近史所與同仁的會談中，我希望能有一部「中國近代史」(近兩百年中國史)，一部國人皆可讀的、客觀信實而分析深入的書，使國人皆知我國民族歷史文化之發展，尤其近百數十年的迅速變遷之因果，希望這有助於我中華民族對自己有較深的認識。 1991年雙十節日，我將上述構想在《民生報》寫了一篇短文，頗獲得一些贊同。翌年我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申請一些補助，聘請歷史學者劉廣京氏(在美)、張玉法氏及陳永發氏(中研院近史所)三人主持此計畫，並聘何炳棣、余英時、黃仁宇先生為顧問。 1997年，三位作者分別成稿三冊，總名為：《最近兩百年中國史》，內分： 上冊，晚清篇，劉廣京著； 中冊，民國篇(另名《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 下冊，中共篇(另名《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陳永發著。 三冊各單行出版。 三篇各約六十萬言，皆盡客觀，不具黨見偏頗，然三篇約共二百萬言，具學術嚴肅性，或不易卒讀。故我與劉、張、陳三位著者商請合著普及本，以十餘萬言為度，使凡我國民皆易覽閱。 劉、張、陳三位各以五、六年時間精力，成此「劃」時代大著，有助於我國民族的自檢，助我個人達成數十年的企望，茲謹以此序為劉、張、陳三氏賀並致謝意。 吳大猷謹識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

本书视角独特，在近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民国/辛亥题材书中，这恐怕是唯一的一部从辛亥“失败者”的角度、深入探讨“清遗民”们的政治/文化活动，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著作。 作者注重“内部分析”的方法，以“同情之理解”的立场来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而不是轻易地下结论，使用是非、进步落后之类先定的概念去裁断人物。这正是严谨的史家的工作。 台湾中研院副院长、前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专门作序推荐。

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获得者 “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北京晨报》度致敬图书、“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作者 周锡瑞先生作品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早在1943年的政治和社会里已见端倪？ 编辑推荐： 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为什么蒋介石把新疆回归中央称为民国建立以来的“最大成就”？ 康生被称为“延安的铁菩萨”，他在整风运动中是如何抓特务的？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救国或饿死人民？ 1943年的重庆，通货膨胀、限制物价与政权合法性是如何影响人民生活的？ 王明道在沦陷区的独立教会是如何走光明之路的？ 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 内容提要： 1943 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中共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最后也是极左的“抢救运动”。 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就能发现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年，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对一些特定时刻进行史实重建，在作者看来，这是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研究的最好办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发展事务。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有人说上海史是历史学界的“宠儿”，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确实如此。魏斐德、李欧梵、叶文心等海外著名学者都有关于上海的、堪称经典的研究著述，国内学界，则有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本书特点表现在作者不是宏观叙事，而是从里弄、影院、报业、大学等社会文化微观层面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天翻地覆大转折的时候，其文化、观念、习俗也延续着某些惯性的东西。由此也提示我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都市远去，摩登犹在”——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